本书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其成因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背景，其特殊性表现在以求 善 的、教化的思想为鹄的，且具有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不同的形态。在此基础上，本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涉及新儒家、知识论、元哲学、中国哲学现代化等内容，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充分透析，与西方哲学作同与异的比较，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探寻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说变为可说，把可说的说清楚。

宇宙这一 万有相通 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秀 ，后者叫做 隐 ；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在场的东西 ，后者叫做 不在场的东西 （海德格尔称前者为 显现 ，后者为 隐蔽 ）。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 在场 与 不在场 的统一， 显 与 隐 的融合。

本书是对古代西方（希腊等欧洲）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对古代中西印哲学史上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分析。作者通过剖析古代印度、中国、西方哲学思想中最基本且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全面展示了三大哲学传统在各个哲学领域的丰富内容，并由此分析了三大传统在同一哲学主题下的相同处与不同点。全书语言精炼，史料丰富，可以看作是一部介绍中西印传统哲学的小型百科全书，对于全面了解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观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收录了哈特自1953年至1981年写就的1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写作时间跨度大，而且选题广泛，几乎涵盖了他在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中的独特思考，甚至还讨论了刑法哲学中的不能犯未遂的问题。在书中，哈特既讨论了一般性问题，也品评了生长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法理学流派，还对19至20世纪热烈争论的自由、功利与权利等主题进行了探究，其中批评罗尔斯的文章甚至直接影响了《正义论》部分内容的修正。此外，哈特还对重要的法律理论家如耶林、霍姆斯、凯尔森和富勒展开了真诚而犀利的批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对于人们了解哈特思想的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 无为 或 轻松自如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无为 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 乃至此法所依据的 涉身现实主义 的原理 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本书系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 ）之一。 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本书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 *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 判教 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 第三部分从 世界哲学 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对立与类比》是劳埃德的成名作，至今仍旧是早期希腊哲学方面研究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劳埃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即对立与类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学派、乃至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思想资料，并且还扩展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比较的研究，从而对形成希腊哲学基本方法模式的对立与类比的思想进行了基于方法论和逻辑学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劳埃德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奠定古希腊哲学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书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西哲学比较中心主编的系列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8辑。本辑内容以 跨文化文本研究 为主题，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70后学者的研究论文为组成主体，从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各自论题的认识。整个文集富有锐气，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适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大学各类学生阅读参考。本书由吴根友编*。

本书为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文集，共收入29篇论文，分为5大部分，分别是方法谈、对话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宗述，内容涉及比较哲学的理论、中西哲学重要概念和哲学家思想的比较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等诸多方面。

本辑的主要内容是 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翻译 ，涉及两个方面：*，明清时期 四书 的外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西学东渐研究。书稿在两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如对罗明坚的 四书 外译的研究，对耶稣会之外派别的传教士的关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外译问题，更是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的问题域。书稿的出版，将有望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丛书：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是作者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道路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非常奇妙地暗合了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

本书为 沟口雄三著作集 之一本。作者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揭示中日各自阳明学的特性：日本的阳明学产生于中国的阳明学，其后是如何走上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同时，与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相对，中国阳明学具有何种相对独特性。 此外，本书通过讨论敬慕中国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革命家吉田松阴的事迹，对于东亚阳明学的相似性与相异点进行了揭示。

如果从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论语》外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考虑到1691年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转译的《论语》英译本，《论语》英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影响，《论语》外译自然成了一项长期热门的活动，《论语》英译研究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件。 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是在明清时期东西文化首次较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礼仪之争为动力而展开的。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采取了容忍中国礼仪习俗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向西方报道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了一个“中国热”的氛围。而“礼仪之争”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本书探索的是融合中西认识论而生成的一种新型认识论，它建立在对中西认识论传统进行严格反思与前提批判的基础之上，并能够适应当代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的需要。本书认为，传统的“科学认识论”通过恢复“爱智之忱”传统，并不能将认识论推向前进；Ontology情结也不能开出新型的认识理路。本书以“大生命观”作为融合中西认识论的基础，将长期被排斥在认识论之外的一系列重大领域、重大范畴首次纳入认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包括神话认识、日常认识、科学认识、价值认识、审美认识在内的宏大认识论系统，并详细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本书终聚焦到“有机真理”理论，这是以大生命观考察认识论的必然归结。

崇高，是高尚道德的行为，是伟大思想的结晶，是非凡的义举、壮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贤圣哲留下了大量关于崇高的睿智思想，诸如老子的“上善若水”，孔子倡导的“志于遭、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人格，墨子的“兼爱非攻”，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古贤哲语，不胜枚举。世纪伟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实际深刻，沁人心田，而由此涌现出的崇高者更是难以计数。在古代有倡仁行义、知其不可为而奋力为之的孔、墨、孟、荀等圣贤诸子，有赤心报国、死不屈敌的苏武、文天

本书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编的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文集，共收入24篇论文，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专题、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翻译与阐释、宗教哲学、书评及会议综述。具体介绍了中西政治学比较、中西政治实践、黑格尔、莱布尼茨、霍布斯、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研究，孟子、儒家思想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