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

本书是研习唯识学的基础读物，为大乘佛教对宇宙万有之分类，明乎此则知"万法唯识"之历，可得正确的宇宙人生观；所述"五位百法"是唯识学的名相提纲；亦为瑜伽行学派对心理学的简要说明，从而探涉心理活动及心理现象的体性、作用，乃至对善心理的提倡，对恶心理的对治(医疗)，以达到净化社会和完善人格。

本書由四部分組成：一是《造像量度經》的標點本，本經是說明佛教造像法度的經典，原屬藏傳佛教系統，自清代漢譯後，對漢化佛教的造像規格產生相當的影響；二是南宋《重編諸天傳》的標點本，《重编諸天傳》主要論述天台宗伽藍安置的“二十諸天”之由來和事缘，並依《金光明懺法》等經典定其列位座次；三是《解說》，介紹了漢傳佛寺的佈局和結構，以及佛教諸神的淵源流變；四是《密教印圖集》，揭示了佛教手印的內涵，可收按圖索驥之效。

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人体、人性、人情立即就受到成人的养护和塑造,然后就被打上种种的印记……其间,幼童感知了什么?思索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引发了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学家的热忱探究。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的命题是:幼童与生俱来就有运用哲学的能力,“他们早就喜欢提出哲理性的问题,还要做哲理性的评论,比十三、四岁的孩子做的更多。

《吠陀经和奥义书》为巫白慧的学部委员文集。《吠陀经和奥义书》所选内容为：吠陀经的译者导论、印度唯物论思想探源、印度古代辩证思维、原人奥义探释、吠陀轮回说探源、古代和中世纪的印度自然哲学、奥义书的禅理、印度哲学中的场有思想、奥义书哲学和佛教、文殊菩萨与梵本《金刚针论》等文章。

本书由三本相对独立的著作合并而成。内容主要包括对王弼在其注释中所用的解释学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注释的批判性版本及“推论性”翻译（即通过王弼的注释解读《老子》的文本），以及对作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学问题的分析。通过审慎地重构王弼的《老子》本及《老子注》，本书探讨了王弼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注释者的注释技艺。在将王弼《老子注》置入与其他竞争性注释并存的语境、并抽绎出这些竞争性注释的解读方式的过程中，本书呈示了理解《老子》的众多路径：从根本性的哲学创作、特定的政治理论到长生术的指南。

本书是《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之一，本书不仅是刘立千先生个人藏学研究成果的结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藏学家对藏学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反映了我国藏学事业从举步维艰发展到今天的“显学”这样一段历程。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

《提尔米兹圣训集》在教经典中仅次于《》，辑录了穆圣的言行，也在阐释《》的基础上，对穆圣时代不断出现的新事务、新问题作出裁决，成为教立法的第二渊源。《提尔米兹圣训集》即为教逊尼派六大部圣训集之一，特点是文本简练，文字流畅，可与其他圣训集相互印证，印证圣训不容置疑的真谛。

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与中国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刻渊源。他本人曾研习汉字，熟读《易经》等中国古代典籍，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象征有着独到的见解与发挥。《东方的智慧》收录七篇荣格论东方哲学与思想的经典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的阴阳、日本的禅宗、印度的瑜伽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文章中，荣格采用心理学的视角，对东方的智慧进行了重新阐释，强调并升华了东方文化中向内探寻自我、明心见性的倾向。

本书为《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一，作者以现象学理论为背景，对康德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现象学的分析和阐释，进而探讨了康德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虽然观点新颖，论述简练清晰，然而毕竟还处在初创和开拓阶段，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展开。如康德和胡塞尔的理论上具体的承继关系，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切合点的深层次的全面影响及对我们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对他自己具体的美学观点的全面影响及对我们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感性学的启发意义，还可以大加补充。总之，这本书不宜看做一种观点和理论的终结，而应看做另一部更大、更完备的著作的纲要或导论，这是我们寄希望于作者以他的聪慧、敏锐和耐心来完成的。

般若不同于智慧。有了智慧就知道怎么样赚钱，明白怎么样做人处事；有了般若，会找到解脱、自在、安心，会找到自己的生命。有了般若的人生，对有、无，好、不好，甚至生、死，都会看得很平淡，会增加对人生的希望，增加欢喜，增加快乐。

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和自我发展。哲学熔铸着哲学家对人类生捂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哲学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玄思和遐想，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冷冰冰的逻辑。哲学既是爱智的激情，又是“爱智之忱”的结晶。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政治观为指导，运用宗教学基本原理，对7～19世纪初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本书重点分析了什叶派三大支派即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宰德派的形成和演变，系统论述了三大支派教理中蕴含的传统政治思想内涵及其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高度概括和论述了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的共性和特征，包括其主要思想来源、思想内涵和特征、政教关系思想发展趋势等。因此，本书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什叶派政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什叶派的政治活力以及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重和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正因为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活动的根据，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