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本书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 《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
本书集清人今文尚书之大成，是清末今文经学名家皮锡瑞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卷，以二十九卷考证今文尚书29卷，后一卷考证今文书序。该书广征博引，考订严谨，持论平允，对《尚书》和上古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书只有师优堂丛书本传世，点校者即以此为底本，参据他书订正讹误，并予标点、分段和编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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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睛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夕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夕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二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艘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
《朱子〈尚书〉学研究》全面梳理了所有相关朱熹《尚书》学之资料，通过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内容充实，态度客观，功力扎实。例如朱子对宋代四家《书》学之评价，谓“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②。朱子一字评是否符合诸家实际以及所谓“简”、“繁”、“凿”、“巧”意旨如何，作者通过勾陈诸家《尚书》著述，对此一问题做出了很好回答，使学界可以具体地认识四家《书》学特质及朱子评价之精确。再如，朱子解《尚书》之原则与方法，朱子对《尚书》之辨伪及训诂义理成就，朱子《尚书》学与蔡沈《书集传》之异同，皆以翔实之资料立论，强化了朱子《尚书》学这一命题之合理性和理据性。 《朱子〈尚书〉学研究》还通过梳理朱子《书》学与其思想体系之内在逻辑关系，总结朱子以理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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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学史》是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刘起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为九章，对《尚书》的产生与定名，篇目流传情况，以及从先秦到近代，各派学者对《尚书》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清晰的整理考述，系统地叙述了《尚书》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书中引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从经学到史学，从古代到近代，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参考。
该书对《尚书》原文及历代名家之注一一加以诠释，包括语词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地理的考证及经义的串解。书中引证宏富，堪称《尚书》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这次点校，以清嘉庆冶城山馆本(又称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并查校了皇清解经本；对孙氏的引书，尽可能核对原著，订正讹误；断句仍以孙氏理解为准。点校者另编有目录置于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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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