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 最 原始的一部史书。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 《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本书本称《书》，前人把它解释为上古的史书。相传孔子对它作过删削整理。《隋书 经籍志》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至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 本书是古代的重要文献，西汉武帝时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是士子科举进身的之书。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至周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知识，是一部记言体史书。《汉书 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本书，帝王靡不同之。”本书中的名言更是不胜枚举，至今仍然闪熠着不灭的光辉。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甚至为自己衰老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正是因为他被《书》中的言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睛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夕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夕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二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艘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

太炎先生耽酝《尚书》，老而弥笃。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胜於清儒。晚以全书亲授及门诸子。余参末座，备闻其详，有闻必录，积累成册。凡先生所说《尚书》，具於是矣。《太炎先生尚书说》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华夏文库》全面介绍与传播中华文明与优秀文化，系统普及与推介中华文明与文化知识。王春林所著的《上古智慧(尚书)》为《华夏文库 儒学书系》之一。本书以多面的角度来解读《尚书》的思想和内涵。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对现代社会和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各方面都具有教育意义。

张怀通编著的这本《逸周书新研》从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逸周书》从成篇到成书的过程，及其所映射的史实真相。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的《逸周书》依篇章组合情况可分为“周书”、《周书》、古本《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其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是西周篇章，记载了武王伐纣、西迁殷遗、选择雒址等史实，描绘了一个上承方国联盟下启邦国封建的“武王时代”。《皇门》是西周篇章，《作雒》虽是春秋篇章，但史料价值高，二篇分别记载了周公摄政、东征、营建雒邑等史实。《祭公》、《芮良夫》是西周篇章，是“惇史”，既反映了西周中后期社会状况，也体现了西周敬老礼制。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

1.本书所列《尚书》经文，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尚书逐字索引》为底本。《尚书》经文之标点，问或不从《尚书逐字索引》，而参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或其它《尚书》注本酌予修订，修改处不逐一加注说明。 2.本书校录先秦两汉典籍所见《尚书》异文，是按《尚书》篇名次序分句或语段罗列，异文所据版本及卷页参见本书“征引书目”。 3.每条经文下所列诸书异文，是按《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书序分经、史、子，集依次排列，详见本书“征引典籍次序表”。 4.如某条经文的异文于某书出现超过一次的，相同的异文便按其所在该书的篇章或卷数先后排序。 5.如某条经文的异文前后的内容分别见于某书，则见于该书异文的前后内容，便按其在经文的先后位置排序。 6.某书所录异文，如与经文相同的，则以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中国汉籍经典英译名著：尚书·周书》主要内容包括：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根据“流传广泛，内容经典，篇幅通中”的原则再精选出来的二十九种经典，它使用适合携带的口袋开本，保留原书的精美版式，双色印刷，锁线装订，使读者能以低廉的价格收藏经典并享受阅读的乐趣。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在编辑、注释、注音时坚持以“四库全书”为主，遍搜各种版本，尽量多地参照*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注释注音都有出处，所选的必是全本，这样有助于读者认识经典全貌。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四库全书薈要”，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而且觸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薈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竄逃之际，又把“薈要”运到台湾。一九八五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本，共五百册。 由於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睹‘四库全书薈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集团对於“薈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出版印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

吴汝纶作为一代古文大师，于《尚书》用力尤深，《中西学术文丛：尚书故》是他拥有代表性的著作。《中西学术文丛：尚书故》的写作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以前，完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吴汝纶时任冀州知州。《中西学术文丛：尚书故》在体例上专用今文，不用“伪古文”，将《书序》总作一卷置于本经之后，深受清代考据学影响。吴汝纶治《书》主张义理、文章、训诂并重，他的训诂以《史记》为主，兼及其它，并注意向其他学者虚心求教，精益求精。

此书，竖行、从左向右读，繁体字、字体较粗，注释小字夹于正文中。此书可与《史记》中相关历史人物、《诗经》中的雅的部分合读，更有意思。比较适于有一定文言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赏析，也可当工具书使用。粱启超国学书目推荐此书。

《书志》是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编，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国内di一个专门刊登书志类稿件的集刊。书志作为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具的著录形式，对揭示古籍善本具有重要意义。本集刊以全国古籍善本普查为基础，主要登载入选名录的古籍书志，兼及其他珍善叙录、提要，以及关涉书志撰写的史论文章，是高端的版本目录学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

《尚书（线装本）（套装共2册）》包括《尚书（、二册）》共2册。《尚书（线装本）（套装共2册）》作者是汉代孔安国。《尚书（线装本）（套装共2册）》关键词：中国历史、商周时代、注释。《尚书（线装本）（套装共2册）》分为十三卷，内容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洪范第六、旅獒第七、金滕第八、康诰第十一、酒诰第十二、梓材第十三、洛诰第十五、多士第十六、无逸第十七、君奭第十八、蔡仲之命第十九、多方第二十、周官第二十二、君陈第二十三、等。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古籍导读》是作者屈万里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课时的讲义，共分为3编，上编为古籍概略及初学古籍简目；中编为明板本与辨伪书；下编为经书（八种）解题。 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种基本古籍的内容、版本及辨伪情况，介绍了治学的基本方法及途径，是初学者的入门参考书。

顾迁译注的《尚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尧典》中记载的观象授时、四仲中星等可以说是世界 早期的天文学记载，其真实性得到现代天文学家的广泛肯定。《禹贡》一篇，乃鸿篇巨制，对我国的区域地理根据物产、土壤等作了详细划分，引起后世自然科学家的广泛探讨。《吕刑》篇主张不滥用刑罚、注意德教的“祥刑”思想深深启发影响着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洛诰》等篇记载周初营建洛邑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洪范》一篇“统治大法”，详列“九畴”，备言天道人事，对后世君主影响深远。因为《尚书》每篇并非成于一时，其中文句有着语法、词汇、方言的差异，又是现代语言学家们研究上古汉语演变的重要资料。如此等等，都说明《尚书》是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