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 上古帝王之书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 大经大法 ，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

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本书以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为底本，按原书顺序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五十八篇。断句参酌诸家，择善而从；对字词的注释力求简明，不做繁征博引；译文在敷述经文的前提下，疑难处偏重意译，力求文从字顺、流畅自然。

《重归文献》第三辑所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版本均为稀世珍本，代表了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水平，影印的目的，是为实现"重归文献"系列的初衷，就是将这些珍稀但是在学术史上又非常重要的版本，通过影印公开出版的方式，保留文献本来面貌，同时又只有普通图书的价格，可以成为广大的研究者案头常备资料。

《尚书学史》是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刘起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为九章，对《尚书》的产生与定名，篇目流传情况，以及从先秦到近代，各派学者对《尚书》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清晰的整理考述，系统地叙述了《尚书》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书中引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从经学到史学，从古代到近代，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参考。

太炎先生耽酝《尚书》，老而弥笃。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胜於清儒。晚以全书亲授及门诸子。余参末座，备闻其详，有闻必录，积累成册。凡先生所说《尚书》，具於是矣。《太炎先生尚书说》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集清人今文尚书之大成，是清末今文经学名家皮锡瑞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卷，以二十九卷考证今文尚书29卷，后一卷考证今文书序。该书广征博引，考订严谨，持论平允，对《尚书》和上古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书只有师优堂丛书本传世，点校者即以此为底本，参据他书订正讹误，并予标点、分段和编制目录。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 《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四库全书薈要”，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而且觸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薈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竄逃之际，又把“薈要”运到台湾。一九八五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本，共五百册。 由於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睹‘四库全书薈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集团对於“薈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出版印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书志》是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编，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国内di一个专门刊登书志类稿件的集刊。书志作为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具的著录形式，对揭示古籍善本具有重要意义。本集刊以全国古籍善本普查为基础，主要登载入选名录的古籍书志，兼及其他珍善叙录、提要，以及关涉书志撰写的史论文章，是高端的版本目录学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其中的商代作品是现存早的历史散文。董原编着的《尚书·礼记（*经典珍藏）》以记言为主，将记言和记事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物言论的记载。突出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的描写也有深远的影响。《礼记》也是用散文写成的，其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各种礼制进行阐述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章结构。《尚书·礼记（*经典珍藏）》所挑选《尚书·礼记（*经典珍藏）》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篇章，便于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章的意义。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张怀通编著的这本《逸周书新研》从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逸周书》从成篇到成书的过程，及其所映射的史实真相。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的《逸周书》依篇章组合情况可分为“周书”、《周书》、古本《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其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是西周篇章，记载了武王伐纣、西迁殷遗、选择雒址等史实，描绘了一个上承方国联盟下启邦国封建的“武王时代”。《皇门》是西周篇章，《作雒》虽是春秋篇章，但史料价值高，二篇分别记载了周公摄政、东征、营建雒邑等史实。《祭公》、《芮良夫》是西周篇章，是“惇史”，既反映了西周中后期社会状况，也体现了西周敬老礼制。

1.本书所列《尚书》经文，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尚书逐字索引》为底本。《尚书》经文之标点，问或不从《尚书逐字索引》，而参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或其它《尚书》注本酌予修订，修改处不逐一加注说明。 2.本书校录先秦两汉典籍所见《尚书》异文，是按《尚书》篇名次序分句或语段罗列，异文所据版本及卷页参见本书“征引书目”。 3.每条经文下所列诸书异文，是按《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书序分经、史、子，集依次排列，详见本书“征引典籍次序表”。 4.如某条经文的异文于某书出现超过一次的，相同的异文便按其所在该书的篇章或卷数先后排序。 5.如某条经文的异文前后的内容分别见于某书，则见于该书异文的前后内容，便按其在经文的先后位置排序。 6.某书所录异文，如与经文相同的，则以

朱熹编*的《四书章句集注(精)》是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与 五经 于一体 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是封建社会*重要 的经典*作，为宋代朱熹*有代表性的*作之一。朱 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 》、《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 经 的部分是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 传 的部分是 曾子之 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而由 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 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 章句 ， 《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 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 四书章句集注 ，简称 四书集注。

顾迁译注的《尚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尧典》中记载的观象授时、四仲中星等可以说是世界最早期的天文学记载，其真实性得到现代天文学家的广泛肯定。《禹贡》一篇，乃鸿篇巨制，对我国的区域地理根据物产、土壤等作了详细划分，引起后世自然科学家的广泛探讨。《吕刑》篇主张不滥用刑罚、注意德教的“祥刑”思想深深启发影响着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洛诰》等篇记载周初营建洛邑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洪范》一篇“统治大法”，详列“九畴”，备言天道人事，对后世君主影响深远。因为《尚书》每篇并非成于一时，其中文句有着语法、词汇、方言的差异，又是现代语言学家们研究上古汉语演变的重要资料。如此等等，都说明《尚书》是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

《尚书》是现存早的关于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汇编，保存了不少商代及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为了给读者研究《尚书》提供方便，我们从历代注疏本中选出了九种较优、具有代表性的九种影印出版。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中国汉籍经典英译名著：尚书·周书》主要内容包括：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读过《论语》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通过孔子和其弟子的日常言行，那些原本抽象难解的“仁”、“礼”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一下子变得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了，它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又处处折射出儒家哲学思想的光辉。所以《论语》可以称为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为成功的范例。孔子作为中国历*伟大、*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语》被人们认识的。

书法艺术在我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精神感受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它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在于历代书家的刻苦临写，而且还在于众多书谕家的潜心探求。孙过庭就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书学名家，他所著《书谱》一书，千余年来一直被视为书家之作。 在这篇书谕中，孙过庭详细谕述了正、草二体的笔法和章法。在笔法的运用方面，孙过庭要求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留、浓与柘等对立方面融合相济。在书体的风格方面，要求真草兼通，谕证了专精与兼通对于书法水平提高的作用。孙过庭认为书法各体，各有所用，各有所长，只有集诸体之长通会于一身，方能逹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此外，《书谱》叙理翔实，抉发精微，妙衋其趣，极富文彩，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书谕著作，而且也是一篇文辞华美的散文佳篇，千余年来，影

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 最 原始的一部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