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古籍导读》系《屈万里全集》之一种。本书是作者在大学中文系任课时的讲义。主要为回答学生3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哪些是最基本、决不可不读的书；2.每一部重要的古籍均有多种注解，读哪种注解最为方便；3.每一种古书均有多种刻本，何种刻本为最善。作者分3编来回答这些问题：上编，古籍概略及初学古籍简目；中编，明板本与辨伪书；下编，经书（八种）解题。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种基本古籍的内容、版本及辨伪情况，介绍了治学的基本方法及途径，是初学者的入门参考书。
《重归文献》第三辑所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版本均为稀世珍本，代表了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水平，影印的目的，是为实现"重归文献"系列的初衷，就是将这些珍稀但是在学术史上又非常重要的版本，通过影印公开出版的方式，保留文献本来面貌，同时又只有普通图书的价格，可以成为广大的研究者案头常备资料。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张怀通编著的这本《逸周书新研》从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逸周书》从成篇到成书的过程，及其所映射的史实真相。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的《逸周书》依篇章组合情况可分为“周书”、《周书》、古本《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其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是西周篇章，记载了武王伐纣、西迁殷遗、选择雒址等史实，描绘了一个上承方国联盟下启邦国封建的“武王时代”。《皇门》是西周篇章，《作雒》虽是春秋篇章，但史料价值高，二篇分别记载了周公摄政、东征、营建雒邑等史实。《祭公》、《芮良夫》是西周篇章，是“惇史”，既反映了西周中后期社会状况，也体现了西周敬老礼制。
1.本书所列《尚书》经文，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尚书逐字索引》为底本。《尚书》经文之标点，问或不从《尚书逐字索引》，而参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或其它《尚书》注本酌予修订，修改处不逐一加注说明。 2.本书校录先秦两汉典籍所见《尚书》异文，是按《尚书》篇名次序分句或语段罗列，异文所据版本及卷页参见本书“征引书目”。 3.每条经文下所列诸书异文，是按《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书序分经、史、子，集依次排列，详见本书“征引典籍次序表”。 4.如某条经文的异文于某书出现超过一次的，相同的异文便按其所在该书的篇章或卷数先后排序。 5.如某条经文的异文前后的内容分别见于某书，则见于该书异文的前后内容，便按其在经文的先后位置排序。 6.某书所录异文，如与经文相同的，则以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翻译、注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影印所据底本，为铁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抽印本，作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供广大国学爱好者阅读收藏。
《尚书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早的史书，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