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郑福田先生创作的旧体诗词的结集，共720首，分为草原风怀、中华心印、乡国关怀、节候怡人、浮生文韵、物我欣然、学海诗航七部分，后附碑记、赋文数篇。每部分大体按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七古、五古、词排列，咏物怀人，至纯至真，含英咀华，口齿生香。

杨树达《一八八五——一九五六》，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五岁从父读书，对训诂和史书颇有兴致。十二岁时与伯兄一同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习《孟子》火公羊传》诸书，同班同学有蔡锷、范源濂等。十五岁受业于叶德辉、胡一兀仪，学问日益精进，遂矢志于训诂之学。十七岁治《周易》，辑成《周易古义》一书。一九○五年，派往日本留学，受同县友人杨怀中《昌济》影响，决心系统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武昌起义后返国，在长沙各校教授中国文法与外文。一九一九年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时，杨树达为教职员代表，*为公民代表。一九二一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受聘于湖南大学；翌年，举家随校迁往辰溪。抗战胜利后，随校复员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一九四八

《近现代辞源》收词近10000条，均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新词，时代特色鲜明，文化意义深远，书证详细，给初始见书证，学术价值巨大，语言接触研究的*范本，附录极具有参考价值。

在《孝经》学史上，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该书为（明）汤宾尹精遴，（明）朱之蕃详注，（明）龚三益摭评，于万历年间，由建阳余氏家族自新斋余绍崖出版。内容为《战国策》（十二战国）史文的评、选、注，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全书为一册，四卷。一卷：西周7篇、东周2篇、秦28篇、计37篇；二卷：齐29篇、楚14篇、计43篇；三卷：赵28篇、魏14篇、计42篇；四卷：魏11篇、韩11篇、燕13篇、宋1篇、卫3篇、中山1篇，计40篇，共计162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诗经诠释》是《诗经》的译文，历来是注释者关注的重点。有人以信达为宗，认为诗无法翻译，强调《诗经》的译文要贴切明白。有人强调雅致，认为《诗经》是优美的诗歌，必须译成优美的诗句。鱼肉熊掌，不可兼得。《诗经诠译》的作者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用浅近的语言，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略加个别的衬字，写成节奏、韵律好的七言诗，韵味悠长，既保存了《诗经》诗体的特点，又准确地阐释了《诗经》的诗句。

方勇主编方达评注的《荀子(精)/诸子现代版丛书》是战国末期荀子所撰，共二十卷，三十二篇。作者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精通《诗》、《礼》、《易》、《春秋》。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很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