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编《逸周书》正文及孔晁旧注，均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二年四明章檗校刊本为底本，底本之简体、俗体及羡笔、减笔异体字均径改正体，不出校，余则一仍其旧。 本编[汇校（含补）]明各本异同，兼录各家校（含补）语；[集注]辑录各家注说。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全书四卷（八册），共选三千二百九十一个汉字，插图七百六十二幅。册为凡例、类字和检字索引；第二册为卷一，所收汉字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山川河岳，各国知识、地方小志等；第三、四册为卷二，所收汉字涉及人事物性、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金属等；第五、六册为卷三，所收汉字为度量衡、日常生活、农业工业、虫豸动物、野生植物等；第七、八卷为卷四，也是后一卷，所收汉字属较抽象的人类活动和语言文字。当时，本书以石版印刷流通，随即广为仿效和普及，成为全国各小学学堂通行教材。几十年间，其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一时无二。本书作为有史以来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1915年），还影响了同时代的《共和国教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由于魏晋以来篆隶之变、方音之异，和异体字、俗体字层出，及古籍辗转传写而致讹谬，阅读古书时识字读音困难，需要有一部供查字音、辨字形、明字义的字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正适应这一需要。 《经典释文》成书以后影响至巨。然历千百年之传写刊刻，歧异迭出。今人黄焯有感于此，爰对其进行详细校勘。黄焯，字耀先，又字迪之，系黄侃先生从侄、弟子，湖北蕲春人。黄焯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将历代名家如何煌、王筠、惠栋、臧镛堂、戴震、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黄丕烈、阮元等校语及近现代学者如黄侃、吴承仕等之笺识并自己近五十年之研治所得，汇集而成《经典释文汇校》一书。 《经典释文汇校》原稿是以笺识形式记于‘同治辛未重雕抱经堂本’《经典释文》之上，由黄焯弟子贺镛抄写汇集成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很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本书是其解读本，由钱宗武解读。

《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其中五百多种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或存目的，在纪晓岚所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它们被统称作“水乐大典本”。一九八二年，钱钟书先生指导乐贵明先生编辑出版了《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对《四库全书》中所辑“水乐大典本”百六十四种“别集”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据已经编妥的《永乐大典索引》，抽出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永乐大典》原文，与四库辑本条目逐一查核，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条被四库馆臣有意无意漏辑。就是说《四库全书》裹价值高的“水乐大典本”，条目漏辑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个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两点：一，《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并不可靠，第二《永乐大典》不容辨驳的可信性。对《四库全书》，《四库辑本别集序》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论，值得温习

五代南唐有两位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徐铉和徐锴。徐铉传的《说文》即今通行本的《说文解字》，徐锴传的《说文》为《说文解字系传》。通行本《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系传》在内容、每字的笔画注释、各字之间的次序上，均有所不同。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系传》有许多长处，它除引证古书和今语疏证古义和古语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许训解古书；二、说明古书的假借；三、说明古今字；四、说明引申义；五、兼举别义；六、辨声误。 《说文解字系传》有三种版本流传，其中以清道光年间祁嶲藻刻本为，这个刻本据清顾千里所藏的影宋钞本和汪士钟所藏宋椠残本校勘而成，远胜它本，故据以影印。

《徐霞客游记/线装经典》是徐霞客根据自己约30年的旅行经历撰成而成的，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是中国早期的一部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早期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其中包括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

《史记》是西汉时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作的一部的历史名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且是清代乾隆年间刊布的《二十四史》之。全书用五种体例组织而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五种体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的问世，把我国的史学发展推到了的新阶段，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史学发展领域里一块不朽的丰碑。《史记》的史体，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代史家郑樵说过：“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