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许多文人政客都学习《通鉴》，从中得到益处。为了普及《通鉴》，使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本书语译《通鉴》全书，题名为《资治通鉴（白话本）》。该书为辅助阅读，语译者增加了辅助资料。书前 导读 ，评介《通鉴》；行文中，每卷开头有 大事提要 ，卷后有 点评 ，行文中插入结构段意。此书结构清晰，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准确无误的白话《通鉴》。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秦汉之间，一群谋臣策士针对当时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建议 说辞。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有它一定的价值。本书是一部《战国策》的集释。是把自有《战国策》以来，有关这部书的各家注解，各种说明，汇齐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帮助以后研究这部书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时，不必东翻西阅，向渺茫的书海中搜寻资料，在阅读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减少一些困难。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11.3万多卷，250多万件，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内容丰富的清代县级档案文献资料宝藏，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 。档案详细记录了从清代乾隆朝至宣统朝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社会生活状况，是了解清代基层社会状况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极其难得的史料遗存，也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清代巴县司法档案约9.9万卷，占巴县档案总数的84%，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154年
古人云：人才兴邦，得人才者得天下。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艾化，特别重视对人的评价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发现和使用的知识系统。《人物志》就是三国曹魏政权后期人物刘劭撰写的一部专门研究人才问题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德和才、兼才干和偏才、英和雄等概念，探讨人的内在修养、性情与外显能力及行事风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独特视角。该书被明代人推崇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流的人才学著作，20世纪初叶被详为《人类能力之研究》在荚国出版。 如果说兵家谋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军事领域；法家谋略以《韩非子》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纵横家谋略以《鬼谷子》为代表，主要理于外交领域的话，那么，唐代赵蕤的《长短经》则集中国古代谋略之大成，大到治国用兵、识人用人，小到世
《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人著述中辑录精华以资辅政，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 贞观之治 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匡政巨著。是一部汇集中国古代经、史、子书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
《智囊》是曾创作出《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晚年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冯梦龙在中国古代谋略研究方面的一部巨著。冯梦龙以“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的编篡宗旨，搜罗了先秦至明末三千多年间经史百家、稗官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以智取胜的事例2000余则，帝王将相，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清代李渔评此书是“惟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语”。书中所叙谋略，共分十部二十八卷，有总叙、有评述、有按语。由于冯梦龙平易自然的写作风格，书中语言生动幽默、故事曲折有趣，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故有人称它是一部“小资治”。 本书由古籍学方面的专家发掘整理，采用明崇祯七年（1634）的刻本为蓝本，经数十位历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军事学、谋略学等领域的专家历经数载系统编撰而成，整理者
《管子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三十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 599 年 -649 年， 626 年 -649 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 631 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
《通典(套装共5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通典(套装共5册)》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通典(套装共5册)》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本書旨在深化简帛古書的詞義訓釋理論，總結經驗教訓，探索條例規律，并在此基礎上考釋简帛古書中的一些疑難字詞。首先，著眼於漢字的“形”“音” 及其所處的語法地位等，探討了简帛古書的訓釋方法。其次，總結了見於簡帛古書的漢字古義，疏釋了字典辭書中的一些冷僻義。 後，探討了简帛古書訓釋的標準、兩可與閾疑，以及戰國簡帛古書訓釋與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的内在差异等重要理論問題。本書對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的探討，有利於新出简帛的釋讀，也有助於完善简帛學理論。同時，對訓詁學的發展也不無裨益，探討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正是古文字學與訓詁學的有機互動。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人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资政史料，擷取經、史、子中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該書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余萬言。書成，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洽世宝典。
元代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除“元史”志书外，其他如“经世大典”、“大元通制”等书都已散佚，如今幸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之存世，始足以供研治者之参考。其书存世早刊本，即本院所藏之元刊本。但因书册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辑者姓名，也不悉刊刻的确切时间，惟据书中所收录的元代中央暨各地方行省檔案，止于元延佑七年（一三二○）十一月，推测其成书应为元仁宋末季或元英宗登基之后，再以书中字体判断，应是建阳书坊所刊刻。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一书，自明以来，未见翻刊，存世元刊本，民间也未见着录。据明“文渊阁书目”载有：“元典章一部，十册，阙。”不知其是否为刻本或钞本，但其书在万历年间已失传。民间藏书家，偶见有钞本传世，“千顷堂书目”及“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钞本十五卷，就卷数言，不若此本六十
本书是晚明晋江人黄凤翔的诗文集和史书，包括《田亭草》和《嘉奖大政类编》两种。《田亭草》共有 20卷，涉及策问、奏疏、序、记、说、传、行状、墓志铭、墓表、诔、祭文、启、书、试策、论、像赞、赋等多种文体，总计近300篇。除了作者自序之外，甘雨、李光缙等为该集作序。《田亭草》主要涉及怀古、感时、咏物、即事、即景以及往来唱和等内容。《嘉靖大政类编》无分卷，按照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等18个主题分别编纂，大体上囊括了明世宗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对研究晚明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
全书三十五万余字，按地区分卷，内容涉及明代朝廷和北方少数民族、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朝廷西南少数民族、平定宸濠叛乱等事件，以及兵制、驿递、马政等方面，既是研究明代军事和边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王瓊生平和思想的靠前手资料。
全书三十五万余字，按地区分卷，内容涉及明代朝廷和北方少数民族、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朝廷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平定宸濠叛乱等事件，以及兵制、驿递、马政等方面，既是研究明代军事和边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王琼生平和思想的*手资料。
《通典(全5册)(精)》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 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本套书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本套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