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中的一种，收录了谢朓诗149首，文29篇，并按体裁将其分门别类，每一类下又大致以创作时间之先后排列。本书包括前言、原文、题解、注释、汇评、附录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谢朓留存文学作品的面貌。
本书共八卷，为清人黄鸿藻模仿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所作的一部记录传闻逸事的笔记，对广东地区的天文地理、灾异、风俗民情、人物与传说等多有记载与考辨，内容丰富驳杂。
本书是一本日记体笔记，记载清同治四年正月至光绪五年十月，作者游幕广州、肇庆、钦州、合浦、廉州等地的见闻，涉及当地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文人逸事等，于了解晚清广东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俞氏在粤西时间较长，且历经数地，对粤西观察描绘较为深入。俞氏也多次寓居广州，与粤地文人学者多有交往酬唱，包括陈恭尹、梁佩兰、黎简、冯敏昌、张维屏等。故本书中也记载了不少俞氏的诗文作品和他对其他文人作品的介绍点评。书中对近代广州之史事、中越边境匪患的记述，以及书中收录的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介绍、反映德国历史的“骚体诗”，也为读者管窥清末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中外冲突的态度提供一扇窗口。
金元易代之际，华北地区出现靠前的“真空”和“失序”，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中原士人阶层也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如何在新鞔体面生存？如何叙写亡国的正统论？如何安放乱世理想？如何背负易代责任？《元好问与他的时代 中华书局》作者以近四十年之力，逡巡在元好问与他的时代周围，以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以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方式，以强烈的好奇心与同理心，聚焦元好问刻意未载的历史片段，追寻失落的时代真相，还原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
曹方向编著的《甲骨文读本(精)/古文字读本》涉及的材料，是商代晚期王室 留下的龟甲和胛骨。按照甲骨文字内容，分为“世系类”“军事政治类”“天文类”“环境与自然经济”“动物类”等部分，不仅对甲骨文字形有解释说明，对我国上古历史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内容也有所涉及。
尚书核诂这部书，是二十世纪尚书研究重要的成果之一。王国维先生特焉撰序，以之与历史上的孔传、蔡传相比，认为其书“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这无疑是非常高的学术评价。杨筠如先生，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研究院第一届学生，王国维是当时的导师。他听王国维讲授尚书，于是选取核诂为研究题目。在那屈同学中，以经学为题目的只有他和杜钢百（原名百炼），杜氏治经学史，致力经注的惟杨筠如先生一人。
《张蓉镜日记》内容涉及政治时事、教育科举、选官保举、官场生态、家庭关系、帐目物价、人情往来、医卜星相等等。日记有多方面价值，尤其作为基层教育官员，其记载难得而珍贵。主要价值如下：（1）时政记载及评价，不仅体现爱国情怀，且反映当时民意；（2）反映阜城县并河间府官学考课情况，及乡试、会试情况。教职保举、升迁情形；（3）物价及来往帐目记载，反映当时经济状况及下层官员入不敷出的困窘艰难；（4）家庭关系着墨相对较多。当家人之艰难维持，与家庭成员不甚体谅之矛盾冲突，下层官员维持大家庭并资助亲戚，其中的力不从心与无奈等等，均有个案意义。
中国古代的巴蜀神话，拥有着奇诡的想像和多样化的内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神话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扬雄、李白、杜甫、苏轼等，其作品无一不受巴蜀神话的影响。《巴蜀神话文献辑纂》为学术性的资料长编。所辑资料为经、史、子、集、丛及四川各地方志中的古代文献摘录，编辑体例上将其按时代先后和类别分类排列，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巴蜀神话研究的文献资料。这项工作也是独一无二的，前人没有做过，为巴蜀神话研究的基础文献。
章太炎编著的《太炎文录续编（上下）（精）》分上下册，全采用影印形式，囊括章太炎一生著述，真实而客观地反映章太炎学术、政治思想的脉络和演变，涵盖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音韵学、医学、逻辑学等。本书是《民国首版学术经典》系列丛书其中的一种。
![孔广陶日记 [清]孔广陶 著](http://img3m9.ddimg.cn/89/30/11919717899-1_l.jpg)
《孔广陶日记》为晚清广东藏书家孔广陶所撰日记，书名题为《鸿爪前游记》，日记记事起于同治九年五月廿六日（1870年6月24日），迄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 7月4日）。其中同治十年四月廿五日（1871年6月12日）前为逐日而记，之后仅记六则（分见同治十年五月初五、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七日）。书前有叶衍兰 《序》。日记详细记载了孔广陶两次航海北上、参加科举、遍游四岳等地的全过程，其中还涉及孔氏藏书之收贮、转运，及与叶衍兰、顾文彬、苏廷魁等人的交游情形。此书为我们了 解晚清科举制度及民间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晚清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都有很高学术价值。
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是元末明清笔记杂著中的杰作，也是了解元末明初社会的珍贵资料，文献、学术、史料价值兼而有之。《辍耕录》成书后，刻本綦多，质量参差，清人着录已多有混淆。明刻本系统优于元刻本系统，其中玉兰草堂本很好，戴珊本最劣，因潘祖荫着录时误戴珊本为元刻，陶湘据以覆刻，张元济据以影印，导致后来的整理本均以戴珊本或出自戴珊本的本子作底本，因而存在大量错误。现有整理本除中华本外均称校点本，实则仅本稿作者完成的辽教本附有校勘记。现选用玉兰草堂本作底本重新整理，为学界提供一个高质量繁体版整理本。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的主旨是希望通过对关于该学科历史发展、理论与方法及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性英文文献资料的点评，帮助读者建立一个对学科认知的基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中的每一篇论文均以讲解、重点分析和点评的方式，对作者与其文章背景、文章结构、内容纲要与重点进行覆盖，并尽可能将其与学科在中国本土化的意义相接轨。
司马光用“家范”进行命名，其本意是要让这本书成为教家治家的典范、楷模。从内容构成来说，一方面他节录了许多儒家经典，包括《周易》《论语》《孟子》《孝经》等内容，另一方面他采辑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作为后人的学习榜样。《温公家范》共十卷，分“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夫”“妻”等篇。这本书是一本系统总结家庭伦理关系的著作，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稿为邓云乡《草木虫鱼》的图文精选本，重新排版。书稿加工过程中，以读者立场对书稿做精细编选并配图，根据图片情况双色或全彩印制，提升读者阅读体验。本书看似专注生物，实际上其重点不只在于生物学、动物学，而是借草木虫鱼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富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情趣。作者博学多识，娴于旧京掌故，加上文字简洁明快，自出版以来颇受读者好评，一直是增进草木虫鱼知识的佳作。
南宋楼璹《耕织图》以其图文并茂的独特形式，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和蚕桑丝织生产技术。本书以“《耕织图》何以诞生在江南於潜”为切入点，对《耕织图》创作的历史背景、突出贡献、多种摹本及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不仅对南宋吴皇后《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等重要摹本进行了细致解读和比较分析，更从农业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多个学科视角，揭示《耕织图》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阐释《耕织图》作为文化符号在东亚乃至欧洲的传播与影响，彰显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成就和世界贡献。
《唐宋笔记选注(上册)》从历代（唐至清）笔记名作中，精选叙事写人、状物言理、考正辨难等一类思想性、文学性和学术性较强的短文，加以注解，依时代顺序分册编排，可作为阅读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的参考，也可作为青年读者学习古文，增长知识的辅助书。《唐宋笔记选注(上册)》的特点是在“选”和“注”上进行了扩展和深入。而吕叔湘“笔记文选读”仅偏重于语言方面，所以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孙玉文教授和华师大古代文学谭帆教授作了重点推荐。
《晦庵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一般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这本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德曾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家著名刊物的编辑（如《生活》周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他在编辑出版上的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的广泛信任，与邹韬奋、林语堂、老舍、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徐訏等许多名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与鲁迅晚年时也有过频密的通信联系。陶亢德经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著，也是一些重要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 他的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与众多名作家的结识、交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细节丰富，可读性强，是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
《洪钧日记》收录了洪钧自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九年（1893）间共计十六年的日记，其中有间断。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状元、清末外交家。作为中 国历史上专享以状元身份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清末许多外交大事的亲历者，《洪钧日记》的价值和意义自不言而喻。日记记述了其同光年间读书，科 举，任职翰林、礼部、内阁的为官经历与出使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见闻及建树，对晚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官场生态、日常应酬、外交、教育科举皆有详备反映。其日记 多角度反映了清末的政治动态、经济走向、风土人情特别是外交的实况，鲜明地呈现出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勘释例》，是国学大师陈垣在校勘《元典章》基础上，分条陈列旧刻致误的类例的校勘学著作。作者在该书中，总结概括了校勘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校勘方法，使本书成为校勘学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著作。校勘之学起因于文件传写中的错误率太高，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就是要改正这些传写中出现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差别最微。本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为底本。
本书收录了一些书信，包括沙孟海、鄧少峰、宋吟可、沈延毅、费新我、陈监先等人的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