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终的研究目的。 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容作有意识
五台山球基250公里，海拔3000米左右，素称“华北屋脊”位于山西东北部五台县境内，距省城太原230公里，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顶平广，有如垒幽，阴崖存万年之冰，炎夏有不消之雷，乃避暑之胜地，故古代称“清凉山”。 据史料记载，春秋末期晋国大夫赵无恤在北岳恒山的西部狞猎，看到五台山方向有“紫云之瑞”，于是入山寻访，曾遇圣人，可见五台山有春秋时已颇著胜名。道教经典《仙经》中有朋确记述，称其名回“紫府山”。 五台山的历代高僧大德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五台山的佛教文物是中华民族文物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的风物传说、佛教故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五台山的佛国瑰宝以佛寺建筑、佛教塑像、佛教壁画及各种木、石、砖雕艺术
一首民歌《走西口》数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至今魅力不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歌声如泣如诉，既有对丈夫远去的不舍，也有对丈夫外出受苦的不忍，更有对其远足闯天下的委婉鼓励。走西口走出晋商诸多巨无霸，走西口也创造了晋商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引领着这一事业走向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 “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
曾几何时，三晋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雄视海内外；从古至今，山西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争艳于黄河流域。 屋宇高峻、气势恢宏的晋商豪宅；质朴无华、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录了一段兴衰的沧桑。也讲述着一串串令人感叹、感伤而又沉思无限的动人故事 举报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精)》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各地文史研究馆和馆外专家用6年时间撰写的学术著作，共34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均有1卷。各卷上编纵向地描述当地文化的发展史，下编重点描述当地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上起于远古时代，下迄于1911年辛亥革命，可视为各地的“文化地图”。《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精)》以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为目标，可供学者参考，也可供干部培训及广大读者研习之用。尤其希望本书能对当前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本书以清代及民国初期晋省中部为考察中心，为表达方便起见，称之为“晋中”。 本书内容具体分为以下10章： 第1章，探讨晋中人口的地域流动、社会流动及当地民众职业的多样化，并揭示晋中商风之盛的社会实况。 第2章，展现商人的婚姻生活：当地婚姻圈的变化、婚龄的大小和特点；商人妇的相思愁怨、困顿劳苦、健康状况、婚外情及商人缺子的隐忧等问题，拟构出一幅昔目晋中商人婚姻生活的多维画面。 第3章，对晋商的家族经营、家族教育和家族救助作一粗描。 第4章，述及生意场中的商人生活，涉及晋商学徒制习俗和礼仪、生意场中商人的书算学习、行为规范，晋商的标期、诚信等问题，重构昔日生意场中商人生活的特定图景。 第5章，叙及晋中社会某些传统手工业的兴盛和近代工业的勃兴；揭示晋中民众与市场的密切联系，展现市镇的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早的发祥地之一，迄今已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 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留下了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无论绘画、雕刻、彩塑，还是戏剧、音乐、诗词、书法，无不闪烁着绚丽的光彩，而使历史、艺术和科学高度和谐统一的古建筑更令人瞩目。这些古代建筑，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城池、街道、民舍、梁、寺宇、庙堂、楼塔、陵墓等等，门类齐全，数量繁多。到目前为止，山西已发现宋代以前的木结建筑一百零六座，这些千年以上的古建筑在全国已是凤毛麟角，属稀世之宝；宋、辽、金三个朝代保存下来的建筑物较多，达近百座，殿堂楼阁皆有，梁古塔同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殊，结之巧，在全国均占重要地位。至於元代之後各类结的建筑物数量尤多，其中不少是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临汾市和运城市在古代曾称平阳府，包括石楼县，其时也在平阳府属下，也就是说，仅存的八座元代戏台均在古平阳府。这是古平阳府的历史辉煌。这种辉煌源远流长，尧舜禹时代政治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这里蕴蓄的文化也代代流传，千秋绵延。 一部戏剧史，总是尾随着戏台史。元代是戏剧的成熟期，也就是戏台的成熟期。明、清以后，戏剧更为繁荣，戏台也就五花八门，色彩纷呈。翻看中国戏剧志，明清戏台的发展变化，首先是戏台的位置有了变化。典型的产物是——山门戏台，也有称山门舞楼的。所谓“创立山门，上为舞门”即是记载这种变化。山门戏台一般为二层建筑，下层过人，上层演出，外看是巍峨高耸的山门，内看是宽敞气派的戏台。与金元戏台相比，不仅节省费用，还节省地盘，方便观瞻，因而广为流行……鉴赏山西古戏台，我们会发现这
近年来，晋商文化无论在文艺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追逐的热点，关于晋商的话题常说常新。《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晋商文化的灵魂——晋商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对其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理性分析和提升。 首先本书深入分析了传统儒家文化与晋商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儒家文化是如何在深层培育、滋养了晋商精神；其次在深入考察山西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等特征的基础上，概括了晋商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根源和外在条件，揭示了晋商伦理文化的主要特征和现代意义；再次，在认真梳理晋商行为规范的基础上，阐释了晋商的义利伦理观和信用伦理观；后，在翔实调研晋商文化典型案例的基础上，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乔家和常家的商业活动，系统地论述了晋商乔家和常家的商业伦理思想。
千百年来，长治的先民经历了多少朝代的更替，饱受了多少岁月的沧桑，然而，他们却坚守故土的文化之魂，带着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美好理想，载歌载舞，用独特的民间艺术洞穿时空的隧道，诠释生活，演绎历史，表达了对真善美的崇尚和追求。
以巴丹吉林沙漠为背景，叙写了作者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几年时间内的所观所思所想，浓郁的地域文化，有滋有味也有辛酸的沙漠生活，带我们一同进入辽阔的大漠深处。书稿涉及沙漠内的自然人文和地域生活，是大陆散文界少有的边地题材的作品合集，其中文章在国内各大期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及各类文学年选和选集收录。
王沂暖先生在他的《新注》中说：有人说《大学》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我写的这个新注，与朱注或有出人。现在总结起来说一句，大学之道，包括两个基本的学习，一是做人，二是生财。 在《自述》中又说：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李一真，他很喜欢我。他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蕺山是他的别号。他学宗慎独，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大学》《中庸》。奠现乎危，莫显采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定了两名言为座右铭，日：“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视之为珍宝
刘文英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精神观和思维特征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他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主要针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自觉意识背后，还有一个意识所意识不到的潜意识王国；梦就是人在睡眠中的潜意识活动。刘文英先生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潜意识活动的观点。但是关于潜意识和梦的作用机制，刘文英先生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双方的不同点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识与潜意识在弗洛伊德学说中是二元判分*对立的。刘文英先生认为，这种对立冲突，并没有正确地说明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性质，也没有正确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同自觉意识之间有一条界限，完全正确，无可非议。但是当他把这个界限看成是一条鸿沟、一座长城，认为不可逾越时，刘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自汉武帝凿通西域开始，这里逐步形成了一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和都会，承载起捍卫边疆和沟通中西的重任，扼中西交通，纳东西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从这里输出，影响着西方世界，而西方文化又从这里传人，与中原传统文化交汇融合。印度佛教从这里传人而东渐，佛教的兴盛使这里获得了佛都的美誉。而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及多民族的杂居又在这里留下了显明的民族生活习俗。东西交通发达，中外文化交汇，各民族风俗熔融，从而使这里商贸发展，百业兴旺，并形成了特有的地方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鸣沙山、月牙泉、三危山、渥洼池诉说着敦煌数千年的历史，而古代壁画和塑像的艺术宝库莫高窟及藏经洞的数万件文献珍迹又准确而具体的记载着当时敦煌人的真实生活和民
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