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的主体是由历代文学家及其作品构成的。《文采风流甲天下：“文学之都”南京的历史文脉与传承》着重介绍了古都南京自东吴至民国1700多年间的100位文学名家及其代表作品，力图比较系统完整而又通俗简明地展现南京文学发展历史的恢宏图景，通过历代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学传统和灿烂的文学成就诠释“文学之都”南京的深厚内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吐蕃战争与民族统治对人们信仰的“重构”、佛教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敦煌世俗佛教的影响、于阗因素的影响、吐蕃及中原汉地艺术粉本的传人及其影响、吐蕃统治者对敦煌佛教的支持等。
本书作者为油画家、敦煌壁画临摹技艺传承人高山。这是一本大8开的图文画册，书中收录了80余幅高山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及壁画再创作作品。敦煌壁画是不可触碰和再生的人类珍贵艺术，而将其复制并整理临摹 非易事。经现状临摹、复原临摹、整理临摹到 再创作临摹，他重新对人物造型、色彩问题、颜料材质的创新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大胆的改进。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具有学习、临摹、欣赏价值的石窟类壁画好书。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
本书研究了《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进行了介绍，对《文选序》和《文选》学史进行了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书稿在论述全面、纠正谬误、汇辑体例、追溯源流、诠释文体、考证切实、资料丰富、指导阅读、指导研究等方面较为突出。
《日本文学史》按照时间顺序，对日本文学从上古、中古、中世、近世到近代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诗歌、戏剧发展进行了简明的介绍。书中采用了文字叙述配以插图的形式，选取了每个时期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实，要点突出，详略得当。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是《敦煌讲座书系》其中一本，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数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既是作者屈直敏对文献与中古教育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文献与中古教育领域。
《日本文学史》按照时间顺序，对日本文学从上古、中古、中世、近世到近代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诗歌、戏剧发展进行了简明的介绍。书中采用了文字叙述配以插图的形式，选取了每个时期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实，要点突出，详略得当。
“左手盘货点钱，右手著书立说。”这是一种说法和主张。但我想世上即便有此高人，毕竟不是一般规律。治学贵在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真要攀登科学高峰，惟能做到“三不”者方有希望。何谓“三不”？不急于求成，不心猿意马，不哗众取宠是也……
楚国史是先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史学家所重。因资料所限，以前的楚史著作多取材于传统文献如《史记》《国语》《左传》等，诸多有关楚国的历史多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楚国历史研究资料渐丰，如《清华简》中《楚居》、《系年》等材料相继被学者破译，使楚史研究有条件得以大大推动。张俊纶先生熟练运用史料，披沙沥金，按楚王裒辑故事，多有创见，修正了不少旧说。体例上亦别出心裁，以时间为经，以楚王为纬，介绍了九位楚国先祖和四十二位楚君及楚国八百年历史，在故事中解说楚史。
《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讲了大学与文学史、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孙犁“复活”所牵涉到的文学史问题、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一篇文章与对“伤痕文学”历史记忆和问题的检讨、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叙事的可能性、文学叙事的权力、诗歌研究的“历史感”、从《文艺报》一个栏目看五十年代文学的问题、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转型”、一个被“发掘”的诗人——《诗探索》和《》所建构的食指、什么是“新世纪文学”、文学与传媒的几个问题等内容。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日前通过了专家组鉴定，从而证实了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两区石窟共同构成的。从此，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将由492个增至735个。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约1700米的断崖上，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上标号记录的492个洞窟均有壁画和彩塑，其中487个洞窟分布在长约1000米的南区，北区崖面除461至465窟有编号记录外，还有数百个洞窟因多无壁画彩塑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是，这些长期没有标号的洞窟在其形质特征、性质功能、形成年代、与南区石窟的关系以及在整个莫高窟石窟群中所处地位，一直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经过数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该项目的负责人敦煌研究院考古专家彭金章先生和项目组成员终于查清了现存北区石窟的数量为248个，因此，除原已被编号记录的5个洞窟外，敦煌石窟又新增编号石窟243个。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
文学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精彩的一部分。本书是近世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重要的一部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清朝，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本书将作家的身世、性格与社会背景相结合，着重阐发作家作品的个性，并将演讲式的才情语言，发挥到极好。对人物的评述，对作品的分析，做出了客观的真确的分析。全书论述精彩，“成一家之言”，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本书较早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分上下二卷。上卷成书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成书于1943年，迟至1949年1月才出版。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是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最重要的文献，首次公开刊布！伯希和的这部日记并不像普通旅行家、探险家或一般学者所作的那种游记，他记述的都是学术上的重要问题，他将田野口碑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以口碑补史料，以史料证口碑。该日记始于1906年7月15日的撒马尔罕，结束于1908年10月1日的郑州。书中还附有伯希和于这次探险期间所写的信件，这些信件也都是“ 学术信札”，每一封相当于一篇科考探险日记。这些书信与日记互补互证，角度不同，详略各异，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西域的整体面貌。
本书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称为“敦煌的守护者”的常书鸿与池田名誉会长有关敦煌艺术及东方文明的对谈集。对谈从名誉会长在第五次访华(80年)期间与常书鸿相识开始，收录了在北京、东京两地间往返的书简。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2版)(上中下)》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此书虽然充分吸收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
《中国当代文学史》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2）的发展历程，注意吸收学科前沿的成果，既从整体性的历史与现实观念出发，又涵盖了整个当代时限；既从各种文学现象人手，又注重创作实践的具体文本的把握；同时也对台湾、香港文学进行了阐述，增加了容量。《中国当代文学史》坚持文学史编写的原则和立场，坚持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并举，表现了独特的创意。 《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教材及参考材料，也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