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由皇家开凿的石窟群，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不可错过的瑰宝。《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是关于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的历史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段关于 人的信仰 人的工程 的故事。 一千五百年前，人们虔诚发愿，要在灵山巨岩之上营造出一个胜极的佛国。 北魏时期，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主持云冈石窟的开凿建设。孝文帝、冯太后时期，石窟建设愈发兴盛，北魏后期则逐渐衰微，云冈石窟历经多次荒废与重建，甚至一度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直到近代被考古学家再次关注，才遏止了更多的国宝流浪海外。本书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
本著作为国家 十三五 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作者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古代文献的特殊形态 石刻文献的研究中，从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视角，立足于文化史的宏观鸟瞰，对古代石刻文献和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展示了古代石刻文献的丰赡和魅力，丰富、完善了古代文献的广阔内涵，揭示了石刻文化和石刻文献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主要章节包括：从物质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石刻；宋前及宋代刻工和刻石文化；元明清刻石工、刻石业及文化交游；拓本生产与流通；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传统、礼仪与文本文化；汉碑、社会网络与礼物；汉末三国石刻；石刻的空间与文本景观；永州摩崖石刻的产生与演绎；朱熹对石刻文化的作用；晚清笺纸与石刻文献；晚清士风和碑拓流通；附录还
本书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国东汉至元代石刻书人身份特点和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考察，对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及石刻文献的伪托、附会、错讹和阙疑等加以考释甄别，探讨了隋部分石刻书人、石刻断代和五代以前的书学问题，并由石刻书人对北宋御书院的祗候官详加考辨，梳理了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对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进行了个案研究。《BR》 本书在研究古代社会书写状态和石刻艺术文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古代石刻史、书法史、美术史、刻工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运用中、韩、日学界现存文献、考古史料， 特别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新发现的唐人墓志右刻为素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墓志石刻所见入唐朝鲜半岛移民涉及问题，杜嗣先、井真成基志及日本国号的出现，新罗、日本使臣争长诸问题。其中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百济移民林氏家族入唐过程及在唐生活状况，定居唐朝的新罗侨民金日晨在唐为官经纬，宗藩体制下唐代宾礼的规定和具体实施，以及对西安周边新罗人金仁问遗迹、乾陵61蕃臣石像中的新罗使者、唐罗战争、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另外，《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还对百济移民柏:塞进的墓志、万年营碑阴题名、宦官吴怀实的墓志进行了镇密诠释与论述。
摩崖石刻是指镌刻于天然岩石或崖壁上的一类石刻。本书是迄今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全面和翔实的一次考察和记录，勾勒出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全貌。北京石刻博文馆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在大量翻阅了他人零星编辑的摩崖石刻资料基础上，又用一年多时间实地踏勘了北京地区11区县的深山和浅山区，摸清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数量和现存状况。全书按区县收录了北京地区1949年及其以前的摩崖石刻70余处410余则，发现一些以往文献未见著录的新材料。书中不仅记录了石刻的地点、环境、尺寸、字径、存字状况，还使用GPS进行了定位，记录了其相对高程。综述部分对历代著录摩崖石刻的文献做了详细梳理，厘清了许多重要问题。书后总结出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之，并编制了按年代排列的索引。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与思考的沉淀。书稿将汉画像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之中，用考察的方法，对陕北汉画像石的历史生成、发现、工艺、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考释，尤其对陕北汉画像石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展开了细致深入的分类解读，对汉画像石研究与收藏大有裨益。
本书为中国古代金石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为《碧落碑考》，下编为《金石偶谈》。 上编 《碧落碑考》，作者对唐代名碑《碧落碑》从学术角度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考证。该碑存于山西新绛县，篆体，是李渊之孙李训等四人为亡母房氏（房玄龄之女）所立，共六百余字。由于撰者不明，字体古异，碑文背景扑朔迷离，成为历代学人千年关注的热门话题，尤其在金石学领域、书法领域备受关注。该碑的作者，字体识读，以及立碑背景，至今尚无定论。作者经过对《碧落碑》的长期研究，分别从文字识别、立碑背景、作者探析三个方面，对该碑逐一破解。 上编的主要贡献和突破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字解读，首先将原文一一列出单字，根据《说文》《石鼓文》以及甲骨、金文等专著，将与之对应的古文字作解。二是碑文背景，作者经考证，认为是武后消
公元705年，中国古代历史上仅有的一位叱咤风云的女皇——武则天因病去世了。她留下了空无一字的高大石碑，巍峨宏伟，矗立于乾陵的东边。与乾陵的西边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石碑遥相成对，形成合葬一体的格局。唐高宗的石碑上，刻满了丰功伟绩的碑文。一个无字碑，一个满字碑，给世人和后人留下诸多疑问，并引发了褒贬不一、毁誉各执、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思索。
本书内容涉及新疆农村贫困问题与贫困线划分、关于两个游牧民族的人口问题及对策、多民族地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两个问题、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发展等。
中国碑文化，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品种繁茂、书刻高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固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碑文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具有极为广阔而深远的影响和经久不衰的巨大魅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的。而今更是欣欣向荣，益见其盛。《碑》由金冬瑞著。
在书法价值方面，本书除收录了被书法界宝爱的六朝墓志三十余方外，唐以后书法也多有可实之处，今择其要者略述一二。诸如可称撰、书双璧的《唐故朝议郎行冯翊郡司兵参军徐浚墓志》，不仅为唐代文学家、书法家徐浩撰文，而且志石为书法家徐璹书丹。尤其徐璹书法，虽史籍有载而实物罕见。史载璹“幼勤学书，在于真行，颇知笔法。贞元五年，贾躭所撰《滑州新井铭》、《说文字源碑》及唐贞元十年《唐诗述碑荫记》均出其正书。”《金石録》详有载焉，惜今皆荡然，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而该志正可一补缺憾。 本书收录碑志220方，少数为汉魏隋志外，其它则为从未发表过的唐代墓志，编者在整理拓片的同时，进行了考证。此书颇具史料、收藏价值。
本书运用中、韩、日学界现存文献、考古史料，特别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唐人墓志石刻为素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墓志石刻所见入唐朝鲜半岛移民涉及问题，杜嗣先、井真成墓志及日本国号的出现，新罗、日本使臣争长储问题。其中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百济移民林氏家族入唐过程及在唐生活状况，定居唐朝的新罗侨民金日是在唐为官经纬，宗藩体制下唐代宾礼的规定和具体实施，以及对西安周边新罗人金仁问遗迹、乾陵61蕃臣石像中的新罗使者、唐罗战争、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另外，本书还对百济移民称塞进的墓志、万年宫碑阴题名、宦官吴怀实的墓志进行了镇密诠释与论述。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陶文被发现以来，陶文著录诸如《簠斋藏陶》《铁云藏陶》《季木藏陶》《古陶文汇编》《陶文图录》等，或受当时条件局限，或无法见之原器，都只拓出文字，印制成较为单一的“拓片集”，读者无法知道陶器的形制、质地、用途、铭文位置、出土地等信息，显示了陶文研究的明显不足。 古文字学者、山东博物馆《印学研究》主编吕金成积十余年之功，专注于新出土战国秦汉古陶文研究与铭文陶器收集，在继承传统陶文研究、掌握当下手材料的基础上，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所收集的未公开发表过的陶文实物1004件、285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理与研究。他编纂的《夕惕藏陶》上下卷，在配发陶器实物照片、线图、拓片等实物资料的同时，对每件陶器的形制、质地、特征、规格、断代、出土地点、用途等进行了详尽考
生命完全缘于偶然，一如在这大千世界的诸种物质里有幸生成为人，真是莫大的幸运。不仅如此，自幼吃着农人种的粮食，住着工人造的房屋，接受着师长们给予的教养，迄今仍在接纳着人世间无限的情意与爱，还有这阳光，这雨露。这清风——对这一切我的心里整日充满了感恩之情，却又觉得无以回报。 正如我得宜于一个机缘。认识了耀县碑林。在这座文化宝库的旁侧，寻着它的脉络我读写，我追溯，我联想。它给了我知识滋养，给了我思想的昭示，给了我人生的启迪。于是，有一天我想为它写下点儿文字。可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发现对它的了解还很少。我索性把叙说它当成一个对它再认识、再学习的过程。即便这样，这些文字仍然是粗疏的、粗浅的，甚至还会有硬伤。尤其是谈佛论道，以我的文化积累，感到甚为吃力。我需要学习。 因此，这
本书作者曾久居西安碑林，耳濡目染，以二十余年不懈调查与研究之功力，独辟蹊径，精心集结碑林著名碑石凡九通，运用历史学、考古学、金石碑帖学、艺术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综合知识，以历史线条为经，流变经历与书法艺术及历史价值为纬，阐幽发微，纵横论述，对所选碑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其中绝大部分资料系首次公布，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全书视野开阔，文图并茂，立论严谨，开合有序。在注重严格学术研究风范之同时，又大胆融入纪实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多元笔调，既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又不失一定的可读性，系目前致力于此项研究的权威力作。此书可作为相关学术研究者、影视工作者、文学作家以及高校学生并中外游人等普通社会受众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栽体。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就是立于墓前用于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
任何宗教艺术，都属于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以包涵宗教义理的直接的感观艺术形式，世代教化着人们的思想灵魂。作为中国三大佛教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集建筑、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坚硬而适宜雕凿的寒武奥陶纪石灰岩，较云冈、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更具有良好的条件，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精美雕刻艺术品。在古代，礼拜、观想、祈福、消灾，是这些艺术形象雕凿的重要原因。然而今天，它们除了仍可用于宗教，还具有多方面的如鉴赏、研究等价值，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因此，把它们保护好、研究好，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世世代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每个人在参观龙门时都可发现，大部分雕像已残缺不全了，尤其是头部残损严重。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元代萨
本书为了推动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首先需要加强对石刻基本状况的宣传与了解，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其次需要规范对石刻类型的划分、规范有关石刻的术语名称，通过对石刻内容的分析研究理顺石刻各类型的发展演化过程，完善石刻研究理论。 本书希望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结合考古学研究方法，详细介绍石刻的主要类型与内容，分析其发展源流，充实有关理论，构建石刻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并概括介绍历代对石刻的研究汇集状况，以期有助于研究者对石刻资料的了解与运用，为推动古代石刻研究的深入发展略尽绵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