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与治道》同《历史哲学》成一经一纬之关系，以十章篇幅将《历史哲学》中未能系统化的思路疏通成严整的哲学体系，并予以进一步的提升，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力振孔孟学脉，以见内圣外王教之规模，且承之而进一步，以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事功与科学之问题。” 本书作为“新外王三书”之一，牟宗三先生深味时代剧变之痛感，综合参照东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秉性以及发展轨迹，讨论了儒家有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以及法家的物化的治道，对中国现代化以及科学民主等亦予以持思，多处从思想深处默合其后知识界关注的诸多急切问题。
无政府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敏感与其对启蒙主义人性论的接受密不可分。同样，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合法性的质疑，也有相当部分是从人性论推导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从汉代就已经片面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文化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文化不但直接地政治权力，并且政治权力也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权力，它在异端思想上所花费的精力要远远大于它在国家各项事业上所花费的精力。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特征，使它有可能在文化领域扮演比其他政治理论更为重要的角色。它对一切压迫关系的和批判，对自由、平行、博爱等启蒙价值观的不懈追求和富于理想主义的人道精神，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有着不言而喻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