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海外)》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大分流(海外)》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在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范围内一直保持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作为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的金砖国家,印度经济发展前景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国际社会有人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潜力比中国更大,经济发展前景比中国更好。本书在研究独立以来印度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印度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潜力、人力资源潜力、科学技术潜力、商品服务市场潜力和资源管理潜力,同时深入分析了印度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客观地考察了印度挖掘经济潜力和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并指出了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在作者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前景虽然并不悲观,但却没有国际社会有人认为的那样乐观。
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与乌克兰和其邻近国家的紧张局势,让俄罗斯势必要巩固它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特殊利益区”。基于这些起伏不定的局势,人们对俄罗斯与其邻国的关系以及地区局势稳定的前景提出了质疑。 在《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与转型》一书中,特列宁提出俄罗斯需要放弃在后苏联的空间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权力中心的理念。像其他前欧洲帝国一样,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并成为更广阔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列宁对俄罗斯的愿景发生了改变。一个开放的欧洲太平洋国家在发挥软实力的影响和实现与前加盟共和国的完全和解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尽管对此或许显得过于乐观,但特列宁也警告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替代的选项并不是一个新版的帝国,而可能是在国际舞台上最终走
本书从中印比较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印度经济社会多领域发展的现状态势。首先对印度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与趋势作了一个全局性分析,特别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和居民收入分配情况。接着,重点从各专题的角度对印度经济发展加以研究。一是以印度汽车为例,对印度汽车市场的投资环境、汽车产业政策、汽车市场供需状况等,从中印比较的视角作了详尽分析,特别是对中国汽车厂商投资印度市场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二是对中印工业化阶段的差异性及其背景和原因、印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问题与改革措施、建立中尼印铁路大通道问题、中印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印能源瓶颈突破战略与合作机制等一一作了学术层面的研究。最后,基于中印两个大国在国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可比性,探讨了政治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们再也不能靠征税重塑辉煌了!” 尽管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为各自的政党摇旗呐喊,但他们应对危机的方法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布什—奥巴马的计划是一大败笔,因为该计划除导致数以万亿计的债务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样的状况能否改变? 答案是肯定的!拉弗和摩尔坚决认为,“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并非难事”,重返繁荣完全有可能。在《繁荣的终结》一书中,两位作者主要讨论了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性;而在《重返繁荣》一书中,他们详细地讨论了另一些关键的问题:缩减各级政府的支出,重视债务减让和退休,吸引投资者重新在美国投资。他们认为,在美国,每个人都能“分得一杯羹”。
印度的发展奇迹可以与中国奇迹相媲美。由贾格迪什·巴格瓦蒂、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所著的《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梳理了印度自1950年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避免各种副作用而做的有益尝试。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明了印度发展的种种误区,细致地介绍了印度成功的深层经验,为发展中国家避免陷阱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欧债危机使欧洲民主资本主义的两个核心矛盾——“平等”和“边界”凸显,欧洲民主资本主义面临调整的压力,而欧洲特殊的时空环境使得这种调整十分困难。全书贯穿了两条主线:一为民主资本主义理论;二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一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