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全球都至关重要。从1784年美国商船 中国皇后号 首次远航中国起,两国便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交往。在这悠长的岁月中,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大起大落,两国交往的内涵极其丰富。 《中美关系史(修订本 套装1-3卷)》分三卷系统叙述了1911年至2000年间的中美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此后至美国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立法。通过对两国间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示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中美关系的世界影响。由此,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美关系史(修订本 套装1-3卷)》一卷有序章简述了晚清的两国关系,第三卷有专章对 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 作了
本书作者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本书是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的经典教科书,其所涵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围和详尽程度是迄今为止任何其他一本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古典理论、当代理论和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囊括其中。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版以来,连续修订出版了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本书第五版的版译本,2013年译者全面修订了2003年的译本,10月隆重推出第五版的第二版译本。 本书从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出发,介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阐述了它们的理论范式、原理及其内在相互关系,总结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发展规律和总体特点,为读者提供了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从发展和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出发,在越南抗法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中国曾先后派出不少军事人员和技术干部到越南帮助工作。中国许许多多的代表团或一些个人常常应邀到越南进行友好访问。胡志明对入越工作的中国同志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常常和中国同志共同研究工作,尊重中国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肯定和表彰中国同志的工作成绩。在生活上,胡志明对中国同志关怀备至,常常到驻地看望中国同志,嘘寒问暖,悉心照顾;对赴越访问的中国领导人,胡志明亲自到机场迎送;对各个代表团和相关人员,胡志明都热情欢迎,尽可能安排会见、座谈、合影留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像胡志明那样,接见过如此众多到访的中国同志。 胡志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还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场可怕的火山喷发,造成了毁灭性的巨大影响。欧洲四大帝国灰飞烟灭,中东欧各民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传统的欧洲协力崩溃,要求建立新国际机制的呼声越发高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缔结的《凡尔赛和约》等条约几乎无法解决这场大战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也被视作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 剑桥大学荣誉退休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扎拉 斯坦纳对以上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认为20世纪20年代虽然见证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性冲突、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衰,但这十年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官致力于欧洲的重建和复兴,直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希特勒的上台彻底打破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平衡。
《援助的命运:比较视角的国际发展合作》 本书从整体性、历史演化、比较的视角来阐述中西方国际发展合作范式的差异,总结国际经验对于中国建设国际发展共同体的启示,进而探索中国依托对外援助体系,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发展格局下,对外援助如何服务于促进中国国内发展和履行国际责任的需求?本书将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放置于历史演变的脉络中,分别围绕国际发展理论、知识生产、战略政策、组织管理,以及援助有效性、援助专家和民间组织参与援助等典型议题展开分析,进而形成建议。 《发展援助体系》 什么是国际发展体系?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国际发展合作共同体?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面对上述有关发展合作本体性的问题,本书结合当前国际和国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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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是从理论视角考察国际冲突起源问题,重点考察国家之间大规模有组织暴力的起源,探究在何种条件下,国家之间存在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书中作者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从个体、国家、国际体系和跨层次等出发,考察分布在不同层次上的因素如何导致了国际冲突的发生。
保护海外利益,既是崛起的大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又是其不可推卸的地区治理、全球治理责任。《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海外风险类别与保护手段》归纳了当前中国可能面临的主要海外风险,分别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公民、侨民人身安全风险,文化风险,地区、全球安全风险五类,介绍了政府保护各类风险的主要手段。虽然海外利益保护本身是一个综合多种手段共同抵御风险的过程,但不同的海外风险都有其常用和,分别为国际制度、“软干预”、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和军事保护。我国当前仍处于积极保护弱于消极应对的阶段,但无论从理性现实考量、外交转型还是民间参与保护的意愿来看,未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中,政府和社会的参与比重将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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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关系的重大纠纷,如琉球问题、朝鲜问题等,其源头实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其间,中日两国之间尽管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已开始发生摩擦,但基于《中日修好条规》的两国关系,基本属于常态关系,清政府一直着力借助外交途径处理对日问题。
冷战后的东盟积极寻求与中国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利用地理优势在经贸发展和政治合作方面有所作为,东盟对华关系也由“对话伙伴国”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也将更加深入。 本书着眼于《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研究“两个文件”公布后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中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健康发展。构建经济利益链来培育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基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东盟宪章》、《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等文件生效后的中国—东盟合作关系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本书着重评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这一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则是同一个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他于1939~1949年及1953~1956年两度出任苏联外长,对当时的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试图依据近年来解密的各国外交档案,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揭示波诡云谲的外交内幕,并溯源当今国际乱局。
语言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虽然语言中的政治早在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及辩论术中就得到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才真正从学理上提出并厘清政治寓言、政治话语等概念,并由此开始了语言与政治的专门研究。语言本体论的确立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政治”问题及“政治寓言”问题,实际上都是对政治交际主体双方在语言框架下、试图通过语言或的权力的内在规律、方法与策略的总结,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话语权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