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 无为 或 轻松自如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无为 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 乃至此法所依据的 涉身现实主义 的原理 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德国诗人海涅说,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一座金矿,格劳秀斯、洛克、休谟、亚当 斯密、伯克、黑格尔、哈耶克、亨廷顿等,他们的思想是照亮人类前行的一盏盏明灯。 高全喜老师独辟蹊径,从18位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与文明论的内容出发,有选择地讲述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如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权思想为当时及之后的世界各国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依据,黑格尔的国家主权学说从哲学家的宏观视角为人类社会的法权关系梳理出了系统的等级层次尤其是重点梳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几位思想家如哈奇森、休谟、亚当 斯密、弗格森关于文明社会与道德哲学的思想体系,与国家主权、海洋法权、财产权、政府论、现代政治的现
本书系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 )之一。 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无为”或“轻松自如”,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 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无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乃至此法所依据的“涉身现实主义”的原理——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 具。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无为”或“轻松自如”,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 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无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乃至此法所依据的“涉身现实主义”的原理——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 具。
本书旨在对柏拉图与荀子的正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至今是学界的一个空白。作者采用了功能还原的方法来比较柏拉图与荀子政治思想,这一方法有益于打通不同文明和思想传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本书发现柏拉图与荀子之所以在正义的实现问题上踌躇于人治与法治之间,因为他们意识到法治与人治都有局限,需要相互配合。柏拉图倾向于以法为主、以人为辅,而荀子倾向于以人为主、以法为辅。
《沉思录》是马可·奥勒留写给自己如何好好活着的手册,这部两千年前的智慧之书,至今不失光辉,对今人的思想及生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的枕边书,《沉思录》并不长,里面多数都是深刻的人生感悟,文笔优美,表述简洁,随手翻翻就可以发现很多灵感。马可·奥勒留的写作并不针对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或是某种性别,而是直指内心,直指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读《沉思录(名家名译)》,你会在高雅思想和纯净心灵中得到慰藉,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分三章十六节。围绕“比较哲学的诸理论问题”、“哲学问题与诸哲学家之间的比较”、“‘世界历史’与比较哲学的历史使命”三大主题,探讨了在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时诸如“比较”、“判教”等概念运用的问题,分析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古代哲学误读的原因,为带有诗意化性质的中国古代哲学正名。此书概括了古今中外哲学史的画卷,为比较哲学的前景指明了道路。
明清之际会士赴华,带来了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术体系,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此同时,他们学习、吸收儒家经典,并且尝试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依据,发起了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增加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仅使儒家经典在西文中获得生命力,而且在中国儒家诠释学中留下了一些影响。在会士及其中国同仁的努力之下,儒家经典可以从外来文化中获得一些新的发挥,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有影响。反过来,会士用儒家术语写成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著作,使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获得新的发挥,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如此,在这种经典的交织过程中,东、西文化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诠释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