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 一词贯穿于福柯思想发展之始终，亦贯穿于《福柯与疯狂》始终。本书的研究内容横跨福柯前中后期的思想，以不长的篇幅梳理出这一丰富思想的演进脉络，使读者能够短时间内对这一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作者在书中为读者展现了福柯关于 疯狂 思想的方方面面：考察在我们这样的文明机制中，如何使得 疯狂 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在受制于一种严格的医学性规定之前的时期里， 疯狂 曾被赋予过哪些不同的涵义等。

本书根据1965年伯林所做的“浪漫主义”梅隆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自浪漫主义的定义始，历陈其滥觞、生长和壮大，抉发其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伯林借前任所未发的观念史视角，展现出浪漫主义革命作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无比力量。伯林的演讲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典故如排山倒海，排比如山洪倾泻，是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天神眷顾的天才时刻。

《幸福之路》是一部探索现代社会幸福问题的通俗哲学著作。它避开了高深和抽象，在书中直接反思最常破坏幸福感的消极心理因素，如竞争、疲劳、嫉妒、罪恶感、受害妄想，等等，直接给出获得和提升幸福感的具体生活建议。本书不依任何高深的学说，而是把一些经由作者自身的经验和观察证实过的通情达理的意见归纳起来，制出一张献给读者的方子，希望无数感到苦闷而又不甘忍受的男男女女，能够借此明察自身的困境，进而找到突围之路，凭着适当的努力变得幸福。是每个人在幸福追寻途中的推荐指南。

如果有一天，你得到一枚能让人隐身的魔戒，从谋财害命到谋权篡位，坏事做尽而好处尽享——那么，你会选择做个坏人吗？如果有一天，从未干过任何坏事的你，却背上人间优选的恶名，被剥脱尘世的荣誉和利益——那么，你会选择依然做个好人吗？从这一拷问人性的难题出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下了传世经典《理想国》。在这本对话录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伙伴一起，在对谈中构建出一个理想城邦，事关政体、教育、人伦、文艺、哲学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尽管讨论话题看似包罗万象，但最终都是为了回答这一终极之问：如果好人不易当，我们为何还要做个好人。

《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小说理论》创作于1914-1915年，发表于1916年，原本是未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导论部分。如同副标题 关于伟大史诗形式的历史哲学研究 所示，该书主要描写了总体性从古典时代的圆满状态堕落为现时代的分裂状态的过程中，伟大史诗发生了向小说的历史转变，并运用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对小说进行类型学研究，以主人公的心灵与世界的关系为依据，将小说划分为 抽象的理想主义 、 幻灭的浪漫主义 、 一种尝试的综合 《威廉 麦斯特的学徒生涯》 、 托尔斯泰和超越社会生活形式的尝试 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 。

“普莱希特哲学史”系列是德国当今知名哲学家普莱希特为大众读者写作的哲学史。《认识世界》是系列的第一卷，讲述古代与中世纪哲学。在他的哲学史系列中，普莱希特力求写作通俗易懂，避免内容过于专业。作者讲述了大量背景故事，使读者能像读小说一般读哲学史。通过这些故事，普莱希特对哲学思想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将哲学思想所产生的的历史背景充分展示出来，有助于对哲学思想的理解。在本书中，作者并非如通常的哲学史那样写作，而是以问题为中心，着重书写在哲学史中自始至终最为重要的思想线索，力图不仅为读者讲述哲学理论，同时激发读者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这是一本关于安身立命的书，共收录警句箴言十二卷四百余则。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利用四方征战与政事辛劳之间的片暇，记录下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为后世在人生向度上开启了别样的风景。

《心灵与形式》是卢卡奇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一本文学批评著作，评论了柏拉图、克尔凯郭尔、诺瓦利斯等人的作品、生活和思想等，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本书的立意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卢卡奇认为，艺术家可以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塑造经验现实，进而克服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卢卡奇通过创作这本论说文集来证明，论说文形式能够成为实现这一任务的批评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吕西安 戈德曼甚至认为本书可称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

全书共十三卷，以内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记述奥古斯丁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则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第一部分：卷一，歌颂天主后，记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卷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卷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卷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卷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创世的工程，在歌颂天主中结束全书。奥古斯丁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笔细腻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经验与自然》是杜威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书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种观点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截然分开，主张确立“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于1932年撰写的《伦理学》(Ethics)一书的权威版本，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版本。 亚伯拉罕·埃德尔（Abraham Edel）和伊丽莎白·弗劳尔（Elizabeth Flower）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杜威的伦理学以其“关注具体、关注变化、关注融入可利用的很好知识、关注伦理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关注对创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唤”，和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关”。 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说：“在一个战争可能摧毁任何国家或个人生命、财富和不安全结伴同行、阶级依然分化而宗教却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世界里，对研究和反思的需求变得愈加明显。”尽管某些人担心道德理想和标准的消失，但这两位作者满怀信心地总结道：“道德生活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丧

《历史的观念》是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的代表作。科林伍德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之著名论断迫使哲学家们将目光聚焦到由历史的存在而造成的认识论问题，表明怎样可以通过历史的探讨来阐释和解决哲学问题。作者试图将史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将历史的生命延续到此时此刻，通过论证阐明对历史的分析和判断是历史学家的自律。科林伍德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他的真知灼见可供学人借鉴。

自人类以外，迄于今日，已有850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全是我们的亲族父祖。死亡时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所以任何人不能重复体验、表达感受，这种无助和未知感让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其实，死亡是美丽庄严的，它消弭了人类所有的灾难，让一切生命获得了永恒。人文学者李书崇带领读者步入生死代代交迭的历史长河中，希冀每一个尊重生命的人可以更理性、更成熟地对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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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杜威扩充修订了1910年版的《我们如何思维》，特别是逻辑部分。他写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该书的清晰性和可读性”。许多评论者称赞这个修订本很好地回应了教师和逻辑学家的批评。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忆中评论道，越来越多的教师受到这个修订本的吸引和影响。他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从循规蹈矩走到顽固不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毒害的优选解药，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经典。”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导言中考察了杜威与他的各种读者的关系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维”的发展，仔细分析了贯穿整部著作的“某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这就是把这位哲学家想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着通过不断批评当下实践和机制的恰当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这位哲学家想象成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理论家

本书整理自南怀瑾先生2004年至2006年间在上海的五次讲演记录。讲演的听众包括学者、官员、工商界人士、新闻传媒界人士等，话题也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教育等方方面面。南师的讲述，沿袭他拈提古今、深入浅出的一贯风格，讲演内容看似东拉西扯、天马行空，但当所有话题和问题纠集到一起，我们会发现，南师无一不是在强调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都有其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承担了这些责任才能成就济天下、利苍生的大事业，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

本书以焦氏林辞研究中的几个重点问题展开，从具体文本出发，通过系统梳理焦氏林辞的编撰与《 》、先秦筮例的若干关联，考察一爻变林辞的引“史”语料排布等，从不同角度确认了林辞的生成机理，认为焦氏林辞不是一盘散沙，它的生成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书中亦对焦氏林辞的文学特征加以探讨，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林辞引《诗》说《诗》的文学价值，林辞的象征艺术，林辞中诸多物象与事象的义理蕴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全书以散点透视的专题形式结撰，是从易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对焦氏林辞研究的初步尝试。

《大学》《中庸》乃儒家的重要经典，既是儒家诸经的普及读物，也是诸经的代表作，南宋朱熹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逐渐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 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内容而言，在儒家经典《四书》当中，《大学》是入门之作，《论语》、《孟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详尽论述，而说到集儒家学说之大成的结晶之作则非《中庸》莫数。《大学》相传是孔子弟子曾参所作，《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北京新知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策划的这本《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解读大学中庸）》对此两部儒家经典进行了解读。

本书旨在对柏拉图与荀子的正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至今是学界的一个空白。作者采用了功能还原的方法来比较柏拉图与荀子政治思想，这一方法有益于打通不同文明和思想传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本书发现柏拉图与荀子之所以在正义的实现问题上踌躇于人治与法治之间，因为他们意识到法治与人治都有局限，需要相互配合。柏拉图倾向于以法为主、以人为辅，而荀子倾向于以人为主、以法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