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钤经》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共论210个问题。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该书在体例上,按类阐述,汇集了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阵。魏鸿译注的《虎钤经/中华兵书经典》选取《虎钤经》中价值极高的前八卷共九十五篇,进行题解、注释和翻译。
《后汉四分日历表》排列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的日历,后附《蜀汉四分日历表》。
《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兩漢以降,中國成為向周邊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東南亞的越南等地,全面受容中國文化,形成以漢字、儒教、中國式律令、科技、中國化佛教為基本要素的漢字文化圈。在漢字文化圈內,書籍傳播成為重要的交流形式。漢籍的流傳,極大地促進了東亞地區文化的交融與發展。在漢籍域外流傳方面,日本以保存數量眾多、衍生品種豐富而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尤以古鈔本和五山版漢籍研究意義。為了推動東亞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年月,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了以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為中心的東亞漢籍國際學術討論會,中日二十餘位學者應邀與會發表論文。
在当今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时代号角中的强音。然而,在对传统文化的性质了解不清,对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认识未明的情况下,如何传承?又如何弘扬?就《诗经》而言,如果不了解《诗经》的性质,不明白其中305首作品的创作情境,不知道《诗经》一书的编辑目的以及传承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诗经》、理解诗义,更不可能真正明白《诗经》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构过程中曾经发挥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自然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传承”与“弘扬”。那么,《诗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史话/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新解论语》本书分上下论,共二十篇,上论以时习时行始终,下论以先进介绍孔门十杰始,以《尧曰》承继中华道统终。篇篇联系紧密,逻辑清晰,《学而第一》勉励人终身学习,《为政第二》教人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八佾第三》将学、行落实于礼法制度,《里仁第四》强调仁为礼本,勿殉名失实,《公冶长第五》起,依前述内圣外王的标准展开人物评论。 作者还从《论语》章句中分析孔门诸贤言行,勾勒当时的历史情境,从其性格及经历诸方面要素进行精准分析,凸显《论语》更深层次的丰盈智慧。《新解论语》还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论语》人文精神的时代价值,指出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是清代张鉴所著纪事本末体西夏史。《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二卷,正文三十六卷,卷首下《西夏堡寨》附有从《范文正公文集》中辑出《西夏地形图》、《陕西五路之图》。详述西夏从建国到覆亡的历史。
《后汉四分日历表》排列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的日历,后附《蜀汉四分日历表》。
《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主要以《三国志注》的注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中国古代史注的独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使得史注开始独立于经注之外,成为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类;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注开始注重自身体系的建构,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裴松之在注释过程中,还运用的体例、方法以及剪裁、排比、整理等特殊的论断方式,在注文中隐含着自己的史学思想、历史倾向乃至政治意识,实现了其对注史当“有所发明”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重要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