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窥管》是“汉圣”杨树达先生的代表著作,是《汉书》研究公认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清代考据学直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兴起对《汉书》研究的精湛水平。本书体例依照《汉书》篇目,以《汉书》疑难章句为纲,先录儒先成说,再作按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加以辨正。全书涵盖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多个学术分支,是古代汉语专业的书。
《尚书通解(1)/钟永圣国学大讲堂》尽可能用通俗化的表达进行历史叙述,尽量抛开对一字一词的考证式的解释,而着重在人性分析上面,着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进行分析,理清其中的关系和脉络。以古今“人性大体不变”为基本原则,把沉寂的古代经典,活化成历历在目的往事,帮助人们理解中华上古历史。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地理学著作。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即徐弘祖)三十年间游遍名山大川、海域边陲,东边渡海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东罗浮山。《游记》一书是他用日记体写成的纪游散文,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以地理为经,时间为纬,细腻描绘了山、水、竹、木、岩、穴、沟等种种奇观,并记人记事,展现了明末各地风土人情。《徐霞客游记校注(上下)》是《徐霞客游记》的经典整理本,由朱惠荣教授以乾隆刻本和季梦良抄本为底本进行校注,采用全式标点,注释丰富,资料齐全,并配有13幅徐霞客旅游路线图,便于读者使用。
《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主要以《三国志注》的注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中国古代史注的独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使得史注开始独立于经注之外,成为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类;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注开始注重自身体系的建构,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裴松之在注释过程中,还运用的体例、方法以及剪裁、排比、整理等特殊的论断方式,在注文中隐含着自己的史学思想、历史倾向乃至政治意识,实现了其对注史当“有所发明”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重要史学价值。
《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并且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与研究它,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体系,即“史记学”。随着历史的推移,《史记》之树生命长青,日益走向普及,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国学根柢书。《史记》一书的体例内容、文献价值、成书条件、流传情况、作者经历,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等等,对于雅爱《史记》的人,具有重要意义,《史记史话》即是以史话的形式,为读者介绍这些常识。
十三经汇集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觳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基本典籍。这些典籍本身荟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伦理、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极具文献价值。而自西汉以降,它们又逐渐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经典,备受尊崇。尤其在宋代被定为科举用书后,它们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教科书,而进入寻常百姓家,其影响由是日益深远,地位也愈加神圣。据统计,十三经总字数不过六十五万,而关于它们的传、记、注、疏、音则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之多。可见,十三经的确深入人心,已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去,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体。因此,
本书系王立群先生所著的与CCTV百家讲坛《文景之治》栏目相配套的图书作品,比讲座更深刻、更详实,是王先生在对《史记》《汉书》等经典史料精心研读基础上新力作。全书详尽展现了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两代明君在大汉从衰弱向兴盛的过渡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作为,描绘了文景之治下的国家繁荣人民和乐的景象。全书语言轻松明快、通俗幽默、可读性强。
《东坡志林》是苏轼自元丰至元符二十年间的杂说史论。《东坡志林》内容广泛,无所不谈,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朝野大事,也融入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其文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后世小品文的风格。
《钱塘遗事》十卷,南宋遗民刘一清撰。该书虽以钱塘为名,实纪南宋一代之事,尤详于宋理宗、度宗和宋恭帝数朝之事。其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南宋败亡之历史教训;二、南宋之典章制度;三、大臣进退与政坛秘闻;四、宋蒙征战与南宋之亡;五、临安风土人情与士大夫诗词之作。 《钱塘遗事》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作品,元人编纂《宋季三朝政要》于宋末史实抄此书者颇夥,《南村辍耕录》、《说郛》、《西湖游览志》等亦多加选录。四库馆臣亦云:该书“于宋末军国大政以及贤奸进退条分缕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盖革代之际,目击偾败,较传闻者为悉。”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主要以《三国志注》的注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中国古代史注的独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使得史注开始独立于经注之外,成为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类;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注开始注重自身体系的建构,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裴松之在注释过程中,还运用的体例、方法以及剪裁、排比、整理等特殊的论断方式,在注文中隐含着自己的史学思想、历史倾向乃至政治意识,实现了其对注史当“有所发明”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重要史学价值。
《商周金文姓氏通考》是张亚初先生的遗稿,选取金文中的姓氏用字,按该字在氏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中出现的顺序排列并编号;各姓氏参考《中国姓氏大全》(陈明远、汪宗虎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介绍其现存状况、来源传说,并结合金文字形、铭文内容等考证其始见年代、得名之由、历史沿革、字形演变等问题。
《钱塘遗事》十卷,南宋遗民刘一清撰。该书虽以钱塘为名,实纪南宋一代之事,尤详于宋理宗、度宗和宋恭帝数朝之事。其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南宋败亡之历史教训;二、南宋之典章制度;三、大臣进退与政坛秘闻;四、宋蒙征战与南宋之亡;五、临安风土人情与士大夫诗词之作。 《钱塘遗事》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作品,元人编纂《宋季三朝政要》于宋末史实抄此书者颇夥,《南村辍耕录》、《说郛》、《西湖游览志》等亦多加选录。四库馆臣亦云:该书“于宋末军国大政以及贤奸进退条分缕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盖革代之际,目击偾败,较传闻者为悉。”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国学经典书系(辑): 品读(普及版)》从经学、史学、文学三个角度精选并品读《左传》中的名篇。经学角度,挖掘《左传》的经学价值,感受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史学角度,以大事件为背景,梳理春秋历史的基本脉络,并透过事件表象观察深层的历史真相,以起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文学角度,以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事件背景的分析为背景,品读《左传》写战争、写事件、写人物的艺术特色。
《禅解道德经》的目的只是告诉人们一个真相:就是宇宙中存在一个东西,一个亘古存在、永不变化的存有。它无变化,无生灭,无颜色,无来去,但万物又都离不开它。老子把它叫做“道”,佛祖把它叫做“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自己的,也是整个宇宙的,人人都可以认识。佛者,觉也。佛性即是人的“能够觉悟之性”,它不是迷信,而是真理。人有佛性,即能觉悟生命之本来,宇宙之真相;即能洞悉万物之幻相,三世之因果。一切一切,了然于胸。一句话,《禅解道德经》即是要告诉你宇宙中有大道,而人是能够悟得大道的精灵。 作者认为禅与道有相通之处,用禅宗的公案和禅门经典来与道德经融会贯通,其中穿插许多故事,对《道德经》进行了全面解读。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读来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