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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编著的《春秋大义述(精)》是建国后出版，作者以其《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令官魏徵及虞世南等，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一四千多部、八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剪截淫放”，整理代帝王治政史料，取六、四史、子百家中有修身、家、治、平天下之精要，於五年（631年）成，六十五部五十言，取名《群治要》。“治要”，即治必遵循的要、理方法。不是魏徵向唐太宗的重要理依，也是唐太宗“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考。 《群治要360》《群治要》中的嘉言按君道、臣、德、政、敬慎、明辨六大目整理成。每大中，又了若干目，代人的德行、修、工作、、生活等都有着的指和借。
杨树达编著的《春秋大义述(精)》是建国后首次出版，作者以其《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