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它们分别代表了浪漫抒情与写实言志的风格。与《诗经》相比，楚辞句法灵活，长短句转换自由，这便造就了楚辞舒缓婉转、参差交错之美。楚辞句子较长，一般为六言，也有七言，加之篇幅长、容量大，这样更有利于表现复杂的心理和广阔丰富的生活，使作品益发多姿多彩。以屈原、宋玉作品为例，二人作品总数不及《诗经》的十分之一，但作口叩风格的多样性却是《诗经》所无法比拟的。

该书是《楚辞》考证方面的专门性著作，也是朱季海先生的代表著作。 朱先生学问渊博，识见精深，对以爱国诗人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素有研究。他在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基础上，对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楚辞》，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谣俗、名物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当精湛并极富创见的探索，在《楚辞》研究领域内继往开来，卓然成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被著名学者蒋天枢先生誉为“王逸之功臣，洪兴祖之诤友”。

本书是王泗原先生在1954年出版的《离骚语文疏解》基础上增订而成，对全部《楚辞》进行了校订和注释。用语法、训诂、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从语法角度作训诂，辨正文字音读的讹误，阐释字句篇章的意义，决嫌疑，明是非，考证精当，自成一家。扬之水先生《做学问是一种责任》一文介绍说：“《楚辞校释》是作者毕数十年之功，覃思精研而成之著，于校勘、辨韵、明表达、明义蕴等，皆有深相发明之处。尤对《楚辞》中一些比较重要，且又历来纷争不已的问题，提出了足以服人的见解。《楚辞校释》的意义更在于显示了一种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曹道衡先生《读楚辞校释》：“王先生既继承了乾嘉传统，又能大量吸取考古学、金石学成果，并且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现象。不但准确地训释了不少疑难问题，一些字义、音读及版本问题还有

陈抡《楚辞解译》，从古方言的角度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解释《楚辞》。作者深受焦循《孟子正义》和罗常培《中国方音小史》的启发，探讨中国古籍里的古方言词语。作者认为阅读古代典籍应当还原历史语境，《楚辞》是楚国的方言所写，里面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和特殊的语法结构，因此需要把这些方言的本来面貌揭示出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楚辞》。比如，在《离骚》中，作者一共探讨了216个古方言词语，在《天问》中，一共探讨了416个古方言词语。陈抡的治学方法和成就，曾得到过杨树达和周秉钧二位先生的称许。

陈抡《楚辞解译》，从古方言的角度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解释《楚辞》。作者深受焦循《孟子正义》和罗常培《中国方音小史》的启发，探讨中国古籍里的古方言词语。作者认为阅读古代典籍应当还原历史语境，《楚辞》是楚国的方言所写，里面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和特殊的语法结构，因此需要把这些方言的本来面貌揭示出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楚辞》。比如，在《离骚》中，作者一共探讨了216个古方言词语，在《天问》中，一共探讨了416个古方言词语。陈抡的治学方法和成就，曾得到过杨树达和周秉钧二位先生的称许。

本书是孙常叙先生治楚辞《九歌》五十余年的学术结晶。他一反其他学者认为《九歌》十一章为孤立片段，无内在联系的观点，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结合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等学术成果，证明《九歌》乃一部系统的歌舞剧作（剧本），而非祭祀歌辞汇编，为重新认识《九歌》提供了方法范式。 他认为，《九歌》十一章由四个部分组成：迎神（《东皇太一》《云中君》）、愉神（《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慰灵（《国殇》）和送神（《礼魂》）。由于只公演了一次，其本意失传。另外，本书考证了《九歌》文本的写定时代，通过 诸版本《九歌》之异文考订其流传过程；考证了《九歌》中的众“灵”，认为“东皇太一”是东方神岁星，系当时的战神，居五帝之首位；考证了湘夫人系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