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是为古本竹书纪年。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又将今本《纪年》一一求其所出，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今据清末石印本影印，供读者参考。
秦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再加上“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的文化政策，使得《诗经》的传播在秦朝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灾难。 汉代人更是把它抬至“五经”之首，设立博士官。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既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的选学教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依旧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所以《诗经》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壹”“法”“农战”等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其中有些内容比如不能让利益一致的人相互监督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日京竹枝词》是整百首的大型联章体组诗，全诗主要是对“东京风物”的描写，并于每首诗后附有注释，对诗中所涉及的有关东京民俗进行简要介绍和说明。《扶桑百八吟》由诗歌本文与注释两部分构成，收录了作者在日期间创作的诗歌一百零八首，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
《尚书》是五经中政治、法律内容很丰富的一部，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理政治国有重要影响。但《尚书》文字简古深奥，前人注解纷繁，一般读者阅读时不无困难。作者选择了《尚书》中法律内容很集中的14篇加以注解、翻译和评析，以期能化古为今，由近知远。 张紫葛、高绍先编著的《尚书法学内容译注》所选14篇，以形式言，有君王诰令、名臣嘉言、史事纪实、成文法典；从内容言，涉及治国理念、反腐惩贪、军事征讨、刑事审判、人才选拔和移民、戒酒等，可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承前启后谓之传，总揽四方谓之统。《尚书》嘉言，垂久传远，不因朝代更替而损其光辉；却因历史磨练而增其价值。 《尚书法学内容译注》不仅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起到引导、帮助的作用，对专攻中国法律史、文化史的研究者也提供重要的参考。
柳永是北宋时期一位的词人，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也是北宋词坛成就的作者之一。宋词之有柳永，若唐诗之有杜甫。他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还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拓展。柳永以慢词创作见长，善于利用铺叙的手法表现故事的发展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其词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词影响甚大，苏轼、秦观、周邦彦等词人，无不受惠于柳永。李清照对北宋词人多有尖锐的批评，唯独肯定柳永。柳永研究名家薛瑞生先生研究柳永有年，对柳词精髓颇有心得，此次精选了柳词中最脍炙人口的七十首词作加以精彩注评，同时兼顾柳词的各个类型。大体依照时间先后编排，注释力求简明扼要，评析力求要言不烦，以便读者更好地体会柳永词的艺术特色。本书确为一部了解与欣赏柳永其人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