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 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字头，以便检索。 此次重印，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约请专家、学者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原书中一些错误作了挖改，使得重印本既保持了本词典的原有特色，又提高了质量，将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本书设置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述等板块，反映了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古代文学实证研 究、古籍校勘与注释以及安徽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代表了 古籍研究学界的 水准。如王育红教授的《花蕊夫人宫词悬疑之定谳》一文，参阅花蕊夫人《宫词》的二十 八个版本，补入可资证明的史料，从前蜀后主诞日、宣华苑中的建筑及人物、王蜀宫中的服饰以及歌舞乐戏等角度，证明宫词确为前蜀之作。杨新勋教授的《 所收易 类书目订正》一文指出《四库采进书目》所收易类书目至少有十七种存在或书名、或卷数、或册数、或括注的讹误，并对这些讹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订正。真大成教授的《 王导“洛水边谈道”疏证》一文在通校《抱朴子内篇》相关版本的基础上，结合《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传世《说文解字》主要有南唐徐铉校订本（大徐本）和其胞兄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本（小徐本）两个系统。二徐本因经重新编订，已失许著原貌。残存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今藏日本）为现存《说文解字》早之版本，与大小二徐本多有差异，部分保存了许著原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故晚清学者莫友芝作笺异，分析与二徐本的异同，又旁征博引，加以考辨，多具灼见。梁光华教授对笺异详加注释，并予以评说，多有发挥，对阅读唐本甚有帮助。本书1998年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加修订，并将原书首所清同治三年摹刻的唐写本更换为唐写本墨迹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