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德国史权威杰弗 埃雷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对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但所谓 新文化史 却专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帮助人们克服差异、真正展开交流与对话，所以，有必要对社会史研究加以重新检讨，发掘其之于当下社会变革的应用价值。为此，本书将史学研究置于西方历次政治危机的语境之中，通过考察现实政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当代西方史学的认知谱系和发展方向。相较于 语言文化转向 和 文化转向 影响下的诸多流行理论，这一探讨在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思索人类社会的命运时，我们总会借助大历史的广角镜头。可耳熟能详，甚至被默认为公理的人类发展叙事——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游群到现代民族国家，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等关键节点——真的反映了事实吗？《人类新史》向我们揭示出，这或许只是一个现代版本的起源神话。两位作者追本溯源，发现上述理论其实源自18世纪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欧洲人做出的保守反击。随后，作者们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近年来涌现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有过怎样多元和流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的道路又有过多少分岔与并行。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许也能赋予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去想象一个更具希望的未来。
本书为当代历史研究论文集，全面反思与阐释了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的应用状况，作者还提出拓展史学进境的新思路需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社会学的 中层理论 ，本书不仅是作者近二十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的精粹集结，更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作者借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反思与阐释，向更多学人分享了兼具全球视野的研究素养、剖析事物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思路和超越学科专业壁垒的研究方法，具体体现在宏观上要思考当代思潮变动下的政治动态与社会发展，微观上要带着问题意识深入社会观察生活，以此锤炼史学工作者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突破既往“政治集团”与“党争说”的分析范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对魏晋之际的政治过程作了细腻而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考察了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梳理还原了其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探究这一社会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在现今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仇鹿鸣算得上是极为突出的学术新锐，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广受好评，不断重印也显示了此书的市场号召力。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唐后期，即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的皇权，从政务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考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使方式。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以及皇帝构建、强化与大臣的私人性关系。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从整体上加强了唐后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本书于1961年首次出版，作者奥尔本 G.韦杰瑞在书中展现了对历史本质与历史意义的探寻。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历史观念，包括中国、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民众对于历史的态度，以及各门宗教塑造的历史思想。第二部分聚焦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探讨他们对历史问题的理论建构和概念反思。 韦杰瑞摆脱了20世纪中叶历史哲学研究的惯常模式，不再仅围绕西方史学传统展开，而是将历史视为一种全球共有的存在模式。他拓宽了历史哲学的视野，并彰显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
《中国史学入门 顾颉刚讲史录》文如其名，是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入门作品。本书为1965 1966年间，顾颉刚老先生在北京香山疗养院为何启君先生讲解历史的笔记，顾老的学生兼助手王煦华先生做了详细校订。 因是讲课笔记的整理稿，本书的特点明显：其一，本书考订难度大、编校要求高。顾老讲课时手边参考书少，凭记忆而来的讲解多，难免有记不准之处，何老听记也难免有不准之时。因而，王老从历史专业角度的考校、修订是不可或缺的，此外，编辑对讲稿中的书名、人名、地名、史实等错漏之处的修订也十分必要。其二，本书深入浅出，是史学入门经典。顾老创建 古史辨 派，尤擅考据，自称 在工作岗位上向来只是用显微镜 ，这次讲史囿于资料只好用 望远镜 。这样，不仅是从大处着手、以概论的方式讲解，使得顾老平生所学串成一个体系，而且通俗易懂、
本书将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以首都平城为中心逐步展开，依时间顺序分四章作纵向探索，准确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变迁轨迹。作者的考察自始至终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被考察的虽然是北魏平城政权封建化的历程，但其意义却已超越了论题本身，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规律的重要一例。在考证中，作者既不回避种种重大矛盾现象，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微之处详加辨察，因而所得结论新颖而令人信服。
本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史的梳理，而是对历史哲学的问题谱系在纵向维度上的考察。第一部分主要梳理历史哲学诞生之前，历史、天命与人为的张力；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历史神学对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揭示德国历史学派及哲学家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思想贡献。尤其是以黑格尔和康德分别代表的 思辨的历史哲学 与 批判的历史哲学 及其所开启的不同路向；第四部分主要考察历史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第五部分是相关余论。
各种形态的历史，都可能提供我们意想不到的资粮。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启示，但除了期待历史帮助我们在特定事情上成功，同时也应强调，读史如何提升人们整体的心智能力——心量。
我要从世 看 ，再从 看世 。 围绕这 发端， 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 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 传记 。作者跳脱出 文化内 演变的叙述，以 大 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 互动重新归纳排列，再现了 大地上人 、族 、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 在五千余年的长程叙述中，作者借由对 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 ，以及 如何应对来自世 之冲击的细 分析，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 今，并将绵延 在的核 与奥秘，以赤子之 瞻见了 个有根底、有方向的 。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 露西娅 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引领了 新史学 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 新史学 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 布里格斯、彼得 伯克、罗伯特 达恩顿、卡洛 金兹堡、杰克 古迪、丹尼尔 罗什、昆廷 斯金纳、基思 托马斯和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意识与社会》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思想目前的地位。其副标题“1890-1930年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明确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和时间范围。这本书研究19世纪末期欧洲不断变化的社会思潮，所涉思想家和问题都颇为广泛，包括克罗齐、涂尔干、弗洛依德、韦伯、尼采，以及其他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可以说是对“天才集群”的研究。 本书的主旨，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我所要努力去发掘的（至少在一些经过挑选的思想家中去发掘），就是构成20世纪早期批判性之自觉的共同态度。”书中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社会仍然紧密相关：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否站得住脚，甚至，是否需要？合理性与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的理念是否合拍？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否有，或者是否应该有关系？对后人而言，历史学是否有终极意义？ 书中另附有哈佛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关注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史学编撰中的叙事、客观性、记忆问题，史学写作的任务，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如何避免史学谬误等等，是作者对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及条件的理论思考。作者对从希罗多德以降，至当代史学大师的历史认识论实践加以反思，对史学入门者及历史从业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意识与社会》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思想目前的地位。其副标题“1890-1930年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明确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和时间范围。这本书研究19世纪末期欧洲不断变化的社会思潮，所涉思想家和问题都颇为广泛，包括克罗齐、涂尔干、弗洛依德、韦伯、尼采，以及其他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可以说是对“天才集群”的研究。 本书的主旨，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我所要努力去发掘的（至少在一些经过挑选的思想家中去发掘），就是构成20世纪早期批判性之自觉的共同态度。”书中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社会仍然紧密相关：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否站得住脚，甚至，是否需要？合理性与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的理念是否合拍？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否有，或者是否应该有关系？对后人而言，历史学是否有终极意义？ 书中另附有哈佛
中国如何成为中国？它的认同基础是血缘，国界，还是文化？刀剑划开疆界，衣食却互相流通；儒家、佛教、道教混合；民族融汇……这些原本散漫复杂的文化，如何逐渐汇流并形塑出一个叫“中国/华夏”的国家？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身心归属吗？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全书没有铺陈细节，没有繁琐论证，以大历史视野，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在全球化时代，如能审察自己的族群认同原则，就不会轻易被偏狭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方向。
在三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中，谁能率先掌握先进技术，就能取得阶段性领先，甚至灭掉其他竞争者。因此，从地缘角度写一部人类史，不仅是复盘人类的进化历程，展示各有所长的诸多文明，比较东西方的成败优劣，更是要寻找隐藏于地理与时间背后的规则，以及那些关键的技术节点，帮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看清未来世界的走向。地图上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段故事都会以不同形式反复上演。看懂地图，才能看懂波澜激荡的历史；看清地缘，才能看清未来世界新走向。翻开这本书，你将看到：◎人类是如何脱离动物范畴，变身为万物之灵的？◎为何人类文明发源于热带，兴盛于温带？◎为什么尼罗河阻碍了埃及向非洲腹地传播文明，反而促使全新类型的海洋文明出现？◎是什么让人类可以突破血缘纽带，实现社群扩张，团结更多人？这带来的不仅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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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新发现的莱顿大学特藏郭实猎文献、圣公会非官方档案、荷兰传道会档案入手, 将这些用英语、德语、荷兰语、日语、汉语等多语种文献写成的日记、书信、自传和著作互勘, 以考察郭实猎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 分析他的人格特征和行事风格, 揭示他的语言学习能力和交际方法, 勾勒他由东印度群岛到暹罗再到中国的入华路线, 进而考索他与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新教传教士的互动关系, 以及他在“开放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和实践层面的影响。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书中发表“猗卢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唐后期，即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的皇权，从政务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考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使方式。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以及皇帝构建、强化与大臣的私人性关系。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从整体上加强了唐后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本书全方位展现南宋初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文化震荡，揭示南宋疆域上偏安、政治上独裁、文化上沉滞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叙述的时间段大约自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十二年（1142）。建炎四年，金人搜山捡海无功而返，标志着南宋进入实质性的建国期；绍兴十二年，宋金签署和平协议，南宋完成建国进程，完成了国家重构，正式建立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这是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是一段值得咀嚼的历史。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屈辱与荣耀，斗争与妥协，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理性的反刍和精神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