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九子夺嫡。1722年，康熙突然逝世。既无赫赫战功，又无朝野拥戴，表现平凡又低调的皇四子雍亲王出人意料地突围而出，在一片质疑声中迅速登极。他为父皇办了一场前所未闻的葬礼，而自己的登基仪式却办得草率至极，还反复上演 让位 闹剧 所有的反常之举似乎在暗示什么。雍正难道真的得位不正，甚至弑父？ 经历康熙61年盛世的清王朝此时积弊重重，雍正即位就刻了一方 为君难 的印玺。因为从朝堂到民间，对他继位合法性的质疑，各种抵制他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父皇康熙的成就看起来也的确难以逾越。但雍正立志成为 一代令主 ，力图革除康熙晚年的各项积弊，扭转大清王朝早已隐现的衰亡危机。 为此， 硬汉皇帝 雍正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饬行动，而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与重重阻力面前，他该如何破局？该如何让大清跳出 盛不过三代 的历史怪
提起左宗棠，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收复新疆。 事实上，左宗棠还有奠基中 国近代海军、开创大西北民生工业等功绩。本书以左宗棠写于咸丰二年至光绪九年的158篇家书为线索，结合以正史、笔记、方志记载，再现左宗棠的传奇人生。以管窥豹，从中解构晚清政局与社会，直探帝国危机根源，同时品读成大事者的韬略与格局。
内斗就要 国， 国也要内斗！人性的荒唐莫过于此！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 ，崇祯帝自缢。消息传到留都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文武官员纷纷涌动，都想在新君面前占据 功，却不想，这种各怀鬼胎的 思为南明政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武将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 朱由崧 位，改元弘光，而这些 定策 功臣也造成了南明内 权力的失衡，继而引发内斗不断。弘光政权、隆武政权、 历政权继立，先后与大顺军、清军展开你争我夺的角逐，但激烈的内 斗争，使南明君臣在不停的内耗中，失去了无数翻盘良机，走向了失败。 南明是在内斗中粉墨登场，也是在内斗中分崩离析！翻开本书，从南明的灭 看透人性的荒唐！
《我史》又名《康南海自编年谱》，是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之一。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应其在日弟子之约，写下这部自传，叙述其出生到戊戌变法的个人奋斗史。由于康有为与晚清政治、学术、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本书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康有为及其戊戌变法的*手材料。作者对康有为《我史》中*重要的部分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注解，将相关的档案文献及先行研究附注之，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进行史实查证。 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本书展现了色彩煊斓、悲情催泪的历史图卷 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及其党人乘风扬帆，激情浩荡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全书80万字，考订精微，鉴注翔实，参见和索引系统颇为便利。
本书作者主要利用清宫内务府档案和台北、北京两地故宫博物院藏品，将重点放在引领时尚的幕后，图文并茂地阐述毛皮、冠服、西洋纺织品、珊瑚、金银器、佛寺镀金器物、金属祭器、佛像等清宫宝藏与工艺技术及中外贸易关系，呈现乾隆时代清宫的美学、时尚、技术，并阐释外来物质文化的扩散历程，从一个特殊视角揭示了清代宫廷时尚是如何影响社会的。
《明代历科状元策汇编》，是比较完整的一部明代廷试策辑本，汇集明代88科89位状元的廷试策（只缺崇祯十六年一科），约40万字。精选底本，并以尽可能多的参校本，详加校对，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可资征信的原始文本。科举制度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对它的研究依然是有生命力的课题。殿试策问内容是征询治国安邦的良策，问题涉及社会的现实诸多方面，而策对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因而，这些殿试策问、策对，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窗口，廷试文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从文学角度看，这些状元文章对研究“策”文的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有鉴于此，将明代历科廷试策汇为一编，并详加校对，以利读者使用，进而推动相关研究，是一件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在乾隆当国时期，曾有一个庞大的英国使团航海而来，在历时两年的访华期间，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就是使团负责人之一斯当东综合这些资料后的之作，以西方人的目光，对大清帝国盛世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了面面俱到具体入微的观察，出版后轰动世界，从此成为西方汉学家论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的资源和依据。本书翔实记录了1792-1794年英国使团航海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的经过，其史料性价值及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一份以西方人目光对中国清朝社会的全面审视与观察，更有完整的航海行程与日志、沿途国家与地区的社会风貌甚至动植物种类记录，对我们了解18世纪末期整个世界的经济人文状况，并在此背景之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地位都大有裨益。
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全书分三个部分， 部分试探的百年，时间从1516年到1644年，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1644到1735年，清朝早期的开放如何发展成中期的封闭的。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1735到1840年，这个时期的西方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关闭了大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朝以多元的面相和复杂的谜团著称，多少人穷经皓首，就是为了体认和理解这个朝代的多重性格。在明朝之前，是中国传统王朝社会近一千六百年的周流演变，在明朝之后，是帝制中国缓慢转型，逐步融入现代世界的曲折历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既有各种传统发展的极致，又有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变化，相互交错，扑朔迷离，形成了明朝历史多重性格的特点。 明朝历史发展充满矛盾和张力。其中既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有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既有徒增内耗的朋党倾轧，又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有旧思想旧风尚的因袭僵化，又有新思想新风尚的萌生蔓延；既屡次实施海禁政策，又有郑和下西洋和泰西教士东来 安靖如何变为乱局，经济如何由低落到繁荣，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清代卫所机构及其下辖军户、屯田、税粮归并州县关系的转变过程的论著。本书在认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了一千八百余种地方志，以及明清两代的典章志书、题本奏折、文集乃至契约文书等各类史料，并考察辨析各类史料的优缺点，从而深入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卫所制度的演变与卫所机构裁革、归并州县的具体过程等。
本书立足于文物考古材料，同时结合汉藏文文献材料，从文物考古视角对明朝经略西藏主题进行综合研究，主要涉及明朝治藏的政治与宗教策略、物质文化策略、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内政与外交中的相关治藏举措等内容。本书将明朝的上述治藏策略概括为 以文治边 策略，即主要通过制度、物质及思想观念等 文化 策略来影响和牵引西藏形成对明朝的认同和归属。明朝以 文 治藏策略是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治理中的 西藏模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明代汉藏关系始终保持了和平发展，而且成功地使元朝与西藏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得到延续，并为清代治藏奠定了历史基础。
国家的维系，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资源汲取的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传统中国国土广袤辽阔，地域差异千姿百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简陋的技术手段与信息能力的制约下，统治者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汲取资源呢？本书从重要性、稀缺性、交易费用、社会效果、国家的议价能力与多主体性等若干影响国家资源汲取模式的变量入手，结合开矿成本随时间递增的特点，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讨论清王朝的矿产资源汲取情形，在揭示清代矿政之模式及其内在缺陷的同时，论述了彼时国家治理的若干重要原则与面向。以上述经验事实为基础，本书进一步联系明清王朝对食盐、丝绸、瓷器、马匹等重要物资的汲取模式，结合15~18世纪国家转型的大背景，通过对 中央全面决定机制 猜忌型决策 行政造 息 事例原则 等概念的阐发，揭示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
日本人在紧锣密鼓地备战，俄国人在有恃无恐地应战，大清国人则不知如何选边站……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国运相赌的“晚清三国”，慈禧太后、明治天皇、末代沙皇的日俄战争（1904-1905），俨然豪赌“第零次世界大战”！战后仅6年，矗立近300年的清国大厦，即土崩瓦解。现在的中国人，说起日本军头，可能知道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名字，但未必都知道，这几个二战时的日军陆海军大将，都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下级军官，他们共同的所谓“偶像”，就是日军的大山岩。日俄战争，即史家眼中的“第零次世界大战”。《晚清三国》作者两度造访旅顺口，三度在辽宁大地上驱车驰骋，重寻当年日军的进军路线，或曰沿当年俄军的败北路线，车轮逐次碾过丹东、凤凰城、新宾、本溪、辽阳、沈阳、铁岭、法库和昌图
明清鄱阳湖地区的水面边界争端和草洲权属纠纷展现的是沿湖居民围绕自然资源的共享与竞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图景。本书以大量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献为核心资料，结合历代正史、地方志书、文人文集、官方档案、族谱碑刻、田野访谈等相关史料，围绕鄱阳湖 水面权 的获得、转让与保护，进而对湖区人群的定居历史以及渔课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特别是对湖池水面的确权过程、渔业捕捞的准入机制、水面权的分化与转让、捕捞纠纷的调解与审理，捕捞秩序的层累与演进，以及内陆水域社会的治理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翔实讨论与细致分析。这些流传至今的文献记载和民间故事，反映的是各种利益群体为了争夺鄱阳湖水面捕捞权或草洲使用权而展开的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互动，体现了不同于陆地的水域社会。虽然内陆湖泊与近海水域有明显的不同，但在自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