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书分三编:“两宋财政发展史概述”、“两宋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宋朝财政的管理体系与设施”。本书概述两宋财政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全盛时期、熙丰改革时期、北宋衰亡时期、南宋“中兴”时期、南宋没落衰亡时期这样五个阶段,从整体上对两宋财政进行客观描述，描述两宋300年间财政沿革的史实，分析前后间的因果关系。对宋代财政开支中一些零杂但又十分重要的项目,如祭祀、兴学、农田水利、城池桥道、赈灾、蠲放等等,也开创性地进行了探讨。利用各类文献和数据资料，通过谨慎的分析与鉴别，使本书对宋代财政全局的把握，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本书的研究，理清了宋代赋税与征调、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各财赋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使得一些博物馆比其他博物馆运营得更成功？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一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与其提供的内容和服务，两者一样重要。我希望你们在本书中能找到一些可以激发你们工作灵感的东西。 杰克 罗曼 本书从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展览、博物馆叙事、博物馆处理棘手题材等几方面对博物馆设计进行了讨论，既是国外博物馆同行的分享，也是对更广泛、更深入的专业探讨的引玉之砖。 吴蘅
《百将传》是由北宋东光人张预根据历代官修正史的军事人物传记编纂而成，是一部中国古代名将的传记合集。当时正史包括《史记》到《新五代史》十七本史书，又称之为十七史。张预从中摘要节录宋以前的历代一百位著名将领，为他们分别列传，编纂成册。编者将全书进行了重新梳理，对重要字词进行解释，对其中一些地名、事件进行了考证和注释，对每篇传记都进行了今译，并且对每篇传记进行了评析。该书的编排有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并以更为客观的眼光对古代名将做出评价。
《利玛窦书信集》收录了本书收录了利玛窦1580年至1609年之间从印度和中国寄出的50余封信件，几乎包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利玛窦书信，其中还有两封信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这些信的收信人包括利玛窦的领导、师长、朋友、家人，内容多为传教工作的情况汇报以及个人见闻，这些信从另一个角度还原出明末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从无到有的大概发展轮廓，具有*的史料价值。同时，因为收信人也有朋友和家人，所以其中必然有利玛窦本人的情感流露，从中可以窥见利玛窦的内心世界。本书译者对书信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称谓、著作、事件及拉丁语引文等内容做了必要的注释，还对个别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解释，并在意大利籍汉学家梅欧金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核校译稿，力图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译本。另外书中还梳理了这些信件原件的索引信息，方
丛书以公元前4世纪已经出现，并一直不断延续使用，连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区域的 西南丝绸之路 为主线，分别从 西南丝绸之路 沿线的历史地理、民族发展演变和人群宗教信仰，以及沿线的考古遗存、风景名胜和文化遗产等方面，来立体呈现这一条古往今来，生生不息的国际大通道的丰富内涵；揭示在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发挥着民族文化走廊、商贸通道、民族团结纽带功能的区域性国际交通要道的多彩内容；进而为今天生活在 西南丝绸之路 沿线的人民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动力。本册主要从文物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进行阐述。
《元丰九域志》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北宋神宗元丰时综合性地理总志。全书分十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州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该书虽文字记载简要，但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一千八百八十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一千以上。这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
官家史料，限于各种制度、条例，或因写作者的水平，或因曲笔隐晦，其中微妙与变化，难以窥见奥窍。掌故笔记，即为史料之补充，于研究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并有独到价值。 本书作者徐凌霄、徐一士。 二徐并称 晚近掌故史料之巨擘 ，史家高阳先生盛赞， 民国谈掌故，首推徐凌霄与徐一士兄弟 。《凌霄一士随笔》与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瞿兑之《人物风俗制度丛谈》，被誉为民国三大掌故名著。 《凌霄一士随笔》系《国闻周报》专栏，由二徐合撰，从1929年7月7日第6卷第26期至1937年7月19日第14卷第28期，连载八年，累计一百二十余万言。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排比史料，叙述近世重要人物。二是论清代科举制度演变。三是厘清近世官僚派系斗争之脉络。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清代经学极盛，注释《春秋谷梁传》，有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柯劭忞认为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不免于肤浅，钟文烝《补注》无裨传义，所以自己重新作注。 柯劭忞以宋衷 三科九旨 之 九旨 为全书纲领，勘正文字，纠正前人说解，会通《谷梁传》传文义例，对《春秋谷梁传》作了通注。柯氏重视汉魏经师遗说，广辑刘向、郑玄等人经解，又能利用新出敦煌钞卷进行校勘注释，时寓对晚清时局的讥评，盖志于通经而致用，是一部晚出而益精的力作，牟润孙赞誉其可以与杜预《左传集解》、何休《公羊解诂》并驾齐驱。中华书局上世纪60年代向学界征求 十三经清人注疏 的整理选目时，杨向奎即建议收入《春秋谷梁传注》，较钟文烝《补注》为优。 《春秋谷梁传注》有
本书原名《湘绮楼日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日记起于1869年止于1916年，时间跨度长达47年，记录了从同治中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社会风俗、思想风潮以及清末民初众多著名人物的掌故轶事。此外，日记还详细记录了王闿运的治学、创作和教育经历。
已经有600年历史的紫禁城（故宫）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性符号，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意义。本书从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建设史、紫禁城作为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为宫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为故宫的博物院史四个方面着眼，将紫禁城置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格局中，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予以呈现，是一部紫禁城的整体史。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辑·雍正朝）》所辑录的档案资料，全部由朱家涪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手抄而成。
本书是日本学者箭内亘的代表作之一。为蒙元制度史之研究，分别就元代的怯薛制度和斡耳朵制度进行系统考证。怯薛为元朝禁庭宿卫，备受宠遇，乃亲军中的亲军。本书探讨了怯薛之创设、组织及执掌，怯薛之宠任功过及与其他亲军之区别，遂得出对怯薛制度的全面观察。下半部分则是对斡耳朵的考证，其资料虽少，而作者能以零碎之记事，勾勒其真相，从语义分析得出斡耳朵有 中央 之意，故为君主宫殿，其主人非皇帝而为后妃，为元代极有特色之制度。此书仍沿箭内亘之研究理路，由蒙汉色目人之考证，渐及怯薛与斡耳朵制度的探讨。层层深入，考证精深。
本书收录《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云南、贵州卫所选簿，对其进行校注。同时，对所见明历朝实录、《明史》、其他史著或地方志的记载与各选簿贴黄、选条的记载相互补充。 本书对卫所职役来源与移民研究，明初政治、军事史研究，明代军事活动、边疆史地及少数民族史研究，明代地方家族与人物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卷一至卷三，大致以学术宗尚区分类聚，略依年辈先后为序，著录一代儒林中人近三百家生平学行。卷一专记理学诸儒；二三两卷分别记经学、小学、史学及诸子学中人。所录各家，人自为传，或独领一篇，或诸家共席，首尾一贯，自成体系。卷四则沿《明史》旧规，专记入清以后，历世衍圣公之承袭，唯无以附丽，乃置诸《儒林传》末。由于《清史稿儒林传》前三卷所具学术价值，因之自1928年刊行以来，一直以治清代学术史之基本史籍，而为学人所重视。陈祖武先生长于清代学术史，于1978年即检读《清史稿儒林传》，历时四十余年，晚近以来，遂将历年所记整理成帙，所成校记已逾千条。本书以中华书局1977年《清史稿》点校本为依据，对该书《儒林传》著录之近三百家传记进行整理。逐家校读，订讹正误，以期得一可据可依之读本。
《史记》作为 二十四史 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在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本书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与价值、述史框架、书法、史学理论、编纂、《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创作方法和过程等。在熟稔《史记》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为作者在《 史记 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本次再版，对正文进行了增删润色，增写了绪论，重新核校全书引文并完善出处，另相应添加了部分图片，以使本书臻于完善。
杨树达（1885 1956），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长于甲骨、金文等文字和训诂、音韵、语法及修辞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杨树达自1920年8月到1956年2月初所写的日记，共51册。这是其中的第46册（1948年11月1日 1949年9月30日）和第50册（1952年11月21日 1954年5月18日），所以定名为《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 一九五四）》。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保留了杨树达研究古文字、古文献的记录，以及和陈寅恪、郭沫若等学者书信往返的内容要点，尤其是对当时著名人物的看法评价，都写在了日记中，毒舌辣评，放言无忌，是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的手资料。此次整理出版，为方便读者阅读使用，除施加标点外，还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其中的人物、地名、长沙方言做了简单的注
《康輶纪行》的作者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生于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24岁考中进士，先后任福建平和、龙溪、台湾县知县，噶玛兰厅（今台湾宜兰县）通判，江苏武进、元和县知县，护理两淮盐运使，署理台湾道道员，湖北盐法道，广西按察使。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与总兵达洪阿组织台湾军民抗敌保台，毙敌数十名，俘虏180余人。《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诬入刑部狱，旋以同知衔知州发往四川效用，奉命两次入藏查处乍雅两位呼图克图相争之事，前后历时约一年又五个月， 所至于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 ，于道光二十六年撰成《康輶纪行》初稿（原名《康卫纪行》）12卷。道光二十八年夏，姚莹辞官返里，将该书重新 厘为十六卷 刊行，前15卷为其两次入
李兴锐（1827-1904) 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清末重臣，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在职期间，创设农工商局，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在晚清政坛产生过相当影响。本书是其日记稿本的整理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