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璧传》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谭正璧90年的人生历程,尽现其博学、睿智、宽容、坚韧的风范。谭正璧是20世纪的同龄人,出生于清末,目睹了辛亥革命,投身过五四运动,亲历了大革命,抗战时期艰难地奋斗在沦陷后的上海,抗战胜利后又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而斗争。谭正璧自青年时期投身教育事业,同时进行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他是文学领域中的默默耕耘者。
蔡元培先生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在香港病逝。唐振常先生所著《蔡元培传》于1985年在我社出版,后于1999年重版,赢得了较好的学界反应和读者反响,成为蔡元培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可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研究参考借鉴。本次收入人物传记系列丛书,重新制作出版,
《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中汇集了十三位作者的十二篇文章。这十三位作者,除胡适外,均为当时美国的研究东亚和中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外交、历史、法律、农业、医学等方面)的学者,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曾于清华大学任教的霍尔康柏以及中国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创始人胡美等人。 文集通过论述张伯苓这一杰出中国人物及其所处时代各领域的变化,以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书中介绍了教育家张伯苓及其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的成绩,颂扬了张伯苓的人格及南开教育事业的国际声誉与深远意义,同时,综述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演进、经济转变、哲学更替、医学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台湾学者、教育家颜元叔先生逝世后,在他的故乡湖南茶陵有许多人为他的为人及其为家乡做的贡献所感动,他们以文字表达自己的追念之情。《追念颜元叔》文集中收录了一部分颜元叔先生感受家乡茶陵和新时代大陆发展的文章,也收录了表达茶陵人对颜先生的敬佩和友谊的文学作品。该文集收集了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地方文化研究意义
《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中汇集了十三位作者的十二篇文章。这十三位作者,除胡适外,均为当时美国的研究东亚和中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外交、历史、法律、农业、医学等方面)的学者,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曾于清华大学任教的霍尔康柏以及中国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创始人胡美等人。 文集通过论述张伯苓这一杰出中国人物及其所处时代各领域的变化,以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书中介绍了教育家张伯苓及其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的成绩,颂扬了张伯苓的人格及南开教育事业的国际声誉与深远意义,同时,综述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演进、经济转变、哲学更替、医学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孙佩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收藏家。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此书,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
他足史学家, 曾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山曾将国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上:他是教疗家,作为校长让无数幼苗成长为疗苗园西,作为导师培养众多才俊成为各界粘英;他是思想家,通过历史研究寻求前人智慧,对一系列朽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 他、就是章开沅教授。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内容简介:历史上的司马光不仅是一位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的历史学家。《通鉴载道:司马光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客观的视角,用生动幽默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再现了一个立体的司马光的形象。《通鉴载道:司马光传》不是普通写司马光的书,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的司马光,而避免重复他人的司马光。我的司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司马光。比如,常有人说,宋代士大夫最有气节。不错,但可别忘了,那是因为有“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马光以气节名世,屡与皇帝当面斗气、顶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会风俗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幅画中他才是“真”的“活”的。
《西潮》所谈的是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的10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故事。前半段是作者“亲闻”的,后半段是作者“亲历”的;作者利用抗战期间躲空袭的“闲暇”,在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空洞里,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和硬面笔记本,写成这样的一部“自传”。这部书被作者视为“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新潮》则讲述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虽未写作完成,作者就病逝了,但存稿中仍留有许多作者的人生经验与智慧,记录了作者在农村复兴事业上的投入与思考。
刘雨虹先生于1969年10月底结识南先生,此后一直追随南先生。1998年,她收集资料、请相关人物回忆撰成该书,以粗略的线索记述了追随南先生左右30年的一些“边际故事”。她声称撰写此书有三个因缘,其一,记录下她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的有关南先生的事情,以为有关南先生的部分真实记载;其二,与南先生有关的人多数健在,见证人多,以免人去楼空凭回忆容易真假莫辨;其三,她曾编辑过《怀师》,义不容辞地承担编撰该书的职责。该书记录了1969—1998年间发生在南先生身边的许多故事,涉及人物、事件众多,作者娓娓而谈,亲切、自然而又韵味十足,于简单中勾勒事件原委,于平淡中提炼人物个性,于生活中彰显南先生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