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拥有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
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拥有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