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是一种过渡性字体，它的成熟意味着又要向新的字体演变。汉末楷书的出现预示着隶书的没落。楷书逐渐取代隶书成为应用广泛的字体后，以“初唐四家”为代表，再经颜真卿、柳公权及元人赵孟頫等大家，致楷书发展。隶书在唐代曾有过短暂的中兴与辉煌，出现了以唐明皇、徐浩、韩择木马代表的“唐隶”，风格肥厚甜媚，格调不高，为识者所讥，但毕竟维系了隶书一脉。自宋至清初，隶书应用场景减少，能隶书者鲜，习隶者又多猎奇，即使如趟孟頫、文徵明等擅隶者，堪为后世取法者了了，此时的隶书已无复大汉威仪。 清代“碑学“兴起，书风复归于朴，在书史上大纛彪炳，而“碑学”之嚆矢，实始于篆隶之复兴。就隶书而言，清初郑篮浸淫汉碑三十余载，取法《曹全》《史晨》，虽“妄自挑趯”，有失汉人之沉雄伟岸，但遒媚、飘逸、奇宕之处毫无

王蘧常（一九○○——一九八九》，嘉兴人，字瑗仲，号明两，别号欣欣老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精通文史哲，着作宏丰，着有：《诸子学派要诠》《先秦诸子书答问》《严几道年谱》《沈寐叟年谱》《秦史》等。 王蘧常诸体皆通，尤其擅长章草。受恩师沈曾植影响，专攻章草，取法独特，不仅师法魏晋以来的章草名帖如《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等，还从汉简、砖文、瓦当文、陶文等吸取营养，以此来丰富章草的造型。王蘧常坚持以篆书写日记，并以篆书笔法写章草，点画苍茫迟涩，盘旋纠结，圆起圆收，波磔不显，沉着厚重而不失飞扬，结字古雅，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面貌。日本人称“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画家谢稚柳说：“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千年以来一人而已”。 与魏晋以後的章草相比，“蘧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碑高1.53米，宽约0.74米。篆书，共10行，满行16字，下截残损，每行各缺1字，故现存15行字。除第8、10两行为不满行外，其他行下一字均缺（现已考出），仅存139字。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画较瘦。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题字。碑中间有穿，位置较低。袁安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 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但较简约无赞颂铭辞。碑上有圆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

《金文六种》由艺美联主编

《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帖技法精讲(竖排)》讲述了：本套技法精讲系列丛书第一辑，是本社针对二○○八年首次出版的五十册《故宫珍藏历代名家墨迹》而特别策划的深度学习与研究名家书法的技法类图书。精选五十册中古代书法大师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等人代表性的作品，针对性地聘请对大师作品有专门研究的书法家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写经验，分别从多种角度剖析讲解临写技巧。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多种宋代有名书家苏轼的珍迹。如《归去来兮辞》，纵三十二厘米，横一百八十厘米。《书杜工部槿木诗卷》，纵二十五点八厘米，横八十点三厘米。《渡海帖》，纵二十八点六厘米，横四十点二厘米。《获见帖》，纵二十七点七厘米，横三十八点四厘米。《江上帖》，纵三十点五厘米，横二十四厘米。《次辩才韵诗帖》，纵二十九点八厘米，横四十六点五厘米。《东武帖》，纵二十八点七厘米，横六十六点一厘米。《一夜帖》，纵二十七点六厘米，横四十五点二厘米。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苏轼书《李白仙诗卷》，纵三十四点四厘米，横一百零六厘米。编者谨选取上述苏轼墨宝，放大印出，供广大读者欣赏、临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