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战略是关键。从行为学上讲，国家战略的实质是国家的战略选择，而国家战略选择的根基往往可以从一国之战略文化中找寻到。近年来，战略文化成为外战略研究中的新兴课题和重要领域。作为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导性国家，美国既是国际体系的关键塑造者，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压力来源。因此，《美国战略文化研究》以美国战略文化为切入点，试图深入透析美国战略行为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战略思维模式和战略选择偏向模式，希望以此达到深度“知彼”(即真知、全知、善知对手)的目的。从和根本意义上看，美国霸权的兴盛根源于其战略文化的品质，但其战略文化也存在缺陷，甚至某些致命性缺陷。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需要借鉴美国成长历程中的有益经验，更需要剔除和规避美国战略文化中的糟粕与误区，以便有利干打造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

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常常受到其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内政与外交的联动性导致美国涉台决策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多变性，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就是国会对美国涉台决策的强力介入。面对这一政治现实，本书针对下列问题进行学术探析和解答，即在美台关系发展演变的数十年历史进程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作用得以发挥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又相应地产生了什么样的政策影响？ 本书采用了案例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探讨了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权力地位和作用，然后通过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诸多领域——安全、政治、经济、“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及相关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阐析，力图准确理解和把握国会给予台湾当局的“全方位”支持，及其对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影响。

1936年6月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应苏联作协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访问，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纪德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想。这有助于我们大家了解苏联当时的真实情况，对反思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国十年浩劫结束，苏联解体之后，本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谈文中这些批评、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并且提出了忠告。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30年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站出来讲真话，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对与错，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

本书探讨了20世纪初期全球一体化的黄金时代，1914-1945年各次危机时期全球化的迅速崩溃以及20世纪末重新转向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弗里登敏锐地关注了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悉心研究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使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刚刚过去的20世纪，并且地清楚地认识目前的局势。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政治认识论以西方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是西方政治认识的认识，具有反思性特质，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西方政治思维方式，关注西方政治文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河床”。本书在逻辑架构上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作为全书的问题意识和始终如一的逻辑线索，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主要依据西方政治认识的历史维度展开。本书认为，知识理性与政治现实的张力和平衡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张力和平衡不仅表现为观念与思维形态，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对中国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镜鉴意义。

本书从合法性的角度分析和理解全球化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其立论的前提是当代的全球化已经动摇了曾被想当然接受的政治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统治关系。书中的各章都分析瓦解政治并使之重构的全球化力量，并提出为应对挑战应该依靠全球性的自由国际主义。 这一结论既是谨慎的也是乐观的。它没有对全球化进行激烈批判，但也没有道德的妥协，而是一种“平衡”。它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或背离了在过去驱动合法性实践的历史权力关系，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合法政体的建立，自主性、公民身份的展现会以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形式向前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