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同年10月，总书记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强调，要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此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里，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非常活跃、积极，它以富有特色的外交战略及外交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小国外交类型，成为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常影响力的典范之一。 本书在辨析新加坡外交背景的基础上，点面结合，以新加坡的两个外交重要领域——安全和经济为点，以地区和全球这两个外交辐射范围为面，通过对新加坡在安全、经济、地区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层面实施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及外交实践的研究，提示其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并总结其成败得失，探讨全球化历程中小国外交的特殊性。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新加坡成功之路，探究新加坡如何应对冷战及全球化等各种变幻的国际事务，通过积极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从中寻找后发国家实现内政外交互动的启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里，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非常活跃、积极，它以富有特色的外交战略及外交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小国外交类型，成为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常影响力的典范之一。 本书在辨析新加坡外交背景的基础上，点面结合，以新加坡的两个外交重要领域——安全和经济为点，以地区和全球这两个外交辐射范围为面，通过对新加坡在安全、经济、地区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层面实施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及外交实践的研究，提示其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并总结其成败得失，探讨全球化历程中小国外交的特殊性。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新加坡成功之路，探究新加坡如何应对冷战及全球化等各种变幻的国际事务，通过积极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从中寻找后发国家实现内政外交互动的启示。

1949年，李宗仁以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撤离大陆，选择定居美国。16年后的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的陪同下，毅然决然地从海外回到北京，投向了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这起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突发事件”，50年前震惊了中国和世界……

作者郭关玉博士提出关于成功推动国际合作通常须有动因和六项条件的理论假设，通过对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合作历史的回顾和对中国与欧盟合作现状的透视，从经济、政治、安全和观念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冷战后中国与欧盟合作的动因，以及双方合作比较顺利的六项条件：（1）中国与欧盟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2）中国与欧盟都认识到了双方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3）中国与欧盟双方在合作中做到了互利互惠；（4）欧盟的独立自主性在冷战后大大增强；（5）中欧之间政策协调过程比较畅通，双方合作机制逐渐完善；（6）中国与欧盟都能对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争端采取比较理性的处理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作者也就目前干扰中、欧合作的若干因素和如何排除干扰、深化合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由于中美日三边力量的变化，且三国都处于自我认同、国际定位的变动期，三边关系程度的紧张不可避免，也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紧张可控，不至于发展为全面对抗。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对抗，但三边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动荡不迭，相互之间的“误认知”是主要动因。中美日需要相互了解对方的逻辑，理解每个国家的决策都是在政治的环境下做出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适应，找到共存之道。

《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从冷战与危地马拉社会改革、中央情报局的功能升级和危地马拉的经济格局、中央情报局对危地马拉局势走向的分析、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操纵、“成功行动”与危地马拉政变的后果等几方面，全面阐述了在当今世界，坚持走单边主义路线的美国，其所有外交活动都对国际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与外交手段或者公开的军事干预相比较，隐蔽行动是一种实现美国特定外交政策目的的快捷而有效的方式。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就是隐蔽行动的一个“经典”案例。同时，该书还简要分析和评价了中央情报局的权力、性质和后果，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和特别手段。

武力威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威慑与强制外交。本书在阐述强制外交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性重点比较法”，对法绍达危机（1898年）、捷克斯洛伐克九月危机（1938年）、马岛危机（1982年）、海湾危机（1990-1991年）、科索沃危机（1999年）五个世界史上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整体性地论证理论假设。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强制外交的现象和本质，对中小国家如何成功地开展反强制斗争和实施防御性强制行动有的意义。

国际关系已悄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给人类带来希望，也提出新的挑战：战争威胁、贸易磨擦、毒品走私等等。面对新的挑战，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举足轻重极为不同的国家能相互尊重进行建设性合作吗？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两国都必须面对、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书回顾和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看法希望对两国的沟通和了解做出一点有益的贡献。

长期以来，普通中国人总是对外交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让中国的老百姓认识外交，是卸任驻法大使后的吴建民先生的主要工作之一。在2003-2008年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1500多个日子里，吴建民先生接受了100多位记者的专访，他用其特有的充沛精力和富含思考的真知灼见，把自己亲历的外交内幕，通过媒体，向中国公众娓娓道来，激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外交故事。 本书辑录了百余家媒体对吴建民先生采访后写成的精彩报道。报道风格各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现了吴建民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看法。我们从书中也可以感受到吴建民作为外交家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一直处于重塑中。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中的中国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安全和外交等。其中，中美关系、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和中国自身的内部发展最为关键。 本书是过去十余年作者在国际秩序变迁和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作者以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和自身现状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细致的分析，并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国际战略、内部建设和国际定位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明晰独到的见解。

李鸿章在太平军时，是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主角，平捻之后又升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正式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天津教案、中法和战，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其忧患意识和防患弭患的策略构想。甲午海战到“马关议和”，成为李鸿章政治外交生涯中跌落点，“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却尽”了。本书史论结合，叙事生动，论说独到，再现了起伏跌宕，机谋无奈的晚清外交史上真实的一页，是单从外交方面来评价李氏的一部作品。

世人原本对日益庞大的全球化浪潮抱有造福全人类的梦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致使举世资源掌握在富人强国手中，另一方面却对穷人弱国设下重重藩篱，使之难以获得更佳的教育、医疗等资源。这些都足以造成跨国性的私有化。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在一片斥责声中迟步缓行。于是有人提出了响亮的“反资本主义宣言”。 本书是一本讨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在具体运动中如何制定战略与策略的书。本书内容详尽，案例典型，分析透彻有理，反映了现代西方思潮中的重要一块。

大道不孤：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

1998年11月，我奉调到法国任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原是驻卢森堡大使，随任到法国工作。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但我对法国了解很少。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法国总共干了二十三年，而我赴任前，过境加随团访问，总共在法国待过不到二十三天。此前我在纽约工作的时间较长，搞的是联合国政治问题的讨论，我们称之为多边外交。到一个大国担任大使，我深感责任重大，底气不足。所以在赴任前，我走访了所有当时健在的前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已故)、姚广(已故)、周觉、蔡方柏。他们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治馆方略对我日后开展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我是第八任驻法大使。人们说“八”是吉祥的数字。确实我是幸运的，不仅因为七位前大使为中法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因为我赴任时，中法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开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