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曾在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 文学与人生 课程。这门课是其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涉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开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 本书虽是授课提纲,却熔铸了吴宓十余年的心血，以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成，不仅展现了他的哲学与文艺思想核心，也反映出他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者才识渊博，汇通古今中外诗人与哲人的智慧，对人生的意义、文人的道德、文学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都做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释。 本书由吴宓门生、当代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李赋宁教授校读、王岷源教授翻译。
音乐在二十世纪初之后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剧变：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在十九世纪写下的作品，从问世以来直到当时对于人们仿佛从来都还是 新音乐 。应当如何接受这些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有力，也有着强大且持续的影响力。 直至今日，对于思想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发展史构建出的图景，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接受史来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除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依然是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中期所写下的一系列美学论著，而这其中重要、具奠基性的无疑是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
本书力图在政治哲学领域阐发一种 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民主社会学 理论模式。为此，本书从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 是其应是的三大功能（面对西方的 对话-抗辩功能 、面对现状的 阐释-范导功能 和面对历史的 阐释-反思功能 ）入手，探索形成了 公共阐释 的取向及相应的三种研究取径（思想史重构、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历史政治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破解 理论视野的去西方化 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 和 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 等课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借此对中国情境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收录了哈特自1953年至1981年写就的1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写作时间跨度大，而且选题广泛，几乎涵盖了他在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中的独特思考，甚至还讨论了刑法哲学中的不能犯未遂的问题。在书中，哈特既讨论了一般性问题，也品评了生长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法理学流派，还对19至20世纪热烈争论的自由、功利与权利等主题进行了探究，其中批评罗尔斯的文章甚至直接影响了《正义论》部分内容的修正。此外，哈特还对重要的法律理论家如耶林、霍姆斯、凯尔森和富勒展开了真诚而犀利的批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对于人们了解哈特思想的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是一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西哲学比较 不是一个新题目，但作者另辟蹊径，主张走出对西方哲学思想范式的依傍，提出了开启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极具原创性的方法 生存状态分析。 本书分两部分。部分回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提出中西哲学的不同不在于概念，而在于生存在世的结构；第二部分具体运用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分析中西生存状态的不同特征，旨在突破文本比较的困境，实现中西哲学的会通。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在中日启蒙思想这一主题下，本书以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时代的横向关联为坐标，以严复与福泽谕吉这两位中日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为中心，分列时代篇、文化篇、思想篇和实践篇，从不同的方面和维度，系统地对中日近代启蒙思想进行了透视和比较，呈现了两位启蒙思想家的复杂图像、相通性和独自性，作者在不少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是一部较早开展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的学术专著。
本书是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哲学代表作之一，首版于1990年，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是对《政治正义》（1987）一书中提出的 绝对法权原则 主题的深化研究。本书认为，要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调音乐式的工程，并在伦理学、法权理论和社会哲学三个层面上解读这一工程。康德在全书中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对话者，而亚里士多德、密尔、边沁、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被悉数拉入对话之中。全书论说清晰缜密，充满张力，是一本理解现代性问题，乃至西方近代历史及其实践哲学主题的不可多得的宏论。
《福泽谕吉思想研究：以东亚现代化为中心》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为研究对象，尝试较为全面地对福泽谕吉的思想进行概述。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福泽思想的渊源，接合福泽的生平探讨其人生经历对其思想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其后主要讨论他在接纳吸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如何因应日本的现实对其进行了民族主义上的修正。也即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之所以提倡自由是为了使民众免受公权力的侵害，但在福泽那里，提倡自由的目的则被转化为日本追求富国强兵的基础。同时本部分还将结合福泽提出的"脱亚论"讨论其亚洲观。
晓芒说：我并不一般地反对中西哲学的汇通，但我以为真正达到汇通的时机还远未到来，它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对方精神实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理解则应以精确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为前提，在搞清区别之后再去试图寻求双方的前提条件上相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根据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 人 ，有共同的人性。 作者收入本书中的大多是严格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基本上可以代表其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学术观点。本书为学术专著，根据哲学本源问题的 真善美 在形式上体现得更加简洁，内容上也较为丰富。
《有（与）存在：比较哲学视野中的中国 形而上 问题》发端于一个欲在汉语中说清海德格尔所论述的 Sein 之意义的冲动。海德格尔的思想即围绕这一在汉语中如今大多被译为 存在 的词展开。 《有(与)存在：比较哲学视野中的中国 形而上 问题（第二版）》以现象学的哲学方法来重读中国哲学中的 有 与 无 道 等核心观念，如此则使对中国哲学的解释重新充满新的活力与创造力，并同时呈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的思想脉络。全书分两个部分：上编从被翻译的 存在 回到汉语的 有 与 无 ，下编在对于汉语的 有 的这一独特现象的思考推动下重读《老子》的 道可道非常道 等重要段落，讨论了其哲学意义。
面对源远流长的柏拉图主义传统，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与鲍德里亚等法国当代哲学家在影像、再现、差异与拟像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奇异的思想行动，如同柏拉图围捕智者一样，对柏拉图主义展开辩驳，激发了声势磅礴、气象万千的哲学生机。尽管他们的运思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以 颠倒柏拉图主义 或 反柏拉图主义 为己任，在影像叛逆的整个氛围中演绎着 像 与 相 、 真 与 假 的错综复杂关系，否定原本与摹本、原型与复制之间的等级结构，肯定拟像的自主性与存在权利，肯定拟像的颠覆性与变革性的 虚假的力量 ，深刻探讨影像与拟像的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文化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时时静观着他们视作 他者 异域 的中国思想，在影像、摹仿、再现的维度上展现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错运行，展现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相互生发、融会
以史与思的交融为进路，“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智慧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全书包括四卷：《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四者既脉络相通，又各有侧重。
本辑的主要内容是 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翻译 ，涉及两个方面：*，明清时期 四书 的外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西学东渐研究。书稿在两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如对罗明坚的 四书 外译的研究，对耶稣会之外派别的传教士的关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外译问题，更是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的问题域。书稿的出版，将有望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赴华，带来了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术体系，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此同时，他们学习、吸收儒家经典，并且尝试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依据，发起了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增加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仅使儒家经典在西文中获得生命力，而且在中国儒家诠释学中留下了一些影响。在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同仁的努力之下，儒家经典可以从外来文化中获得一些新的发挥，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有影响。反过来，耶稣会士用儒家术语写成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著作，使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获得新的发挥，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如此，在这种经典的交织过程中，东、西文化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诠释和内涵。
本书为 沟口雄三著作集 之一本。作者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揭示中日各自阳明学的特性：日本的阳明学产生于中国的阳明学，其后是如何走上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同时，与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相对，中国阳明学具有何种相对独特性。 此外，本书通过讨论敬慕中国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革命家吉田松阴的事迹，对于东亚阳明学的相似性与相异点进行了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