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礼记 ，就是关于 礼经 的 记 ，即对 经 的诠释讲解，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之从兄子戴圣编纂。《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本书是对《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注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 郑注 孔疏 ，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如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
注釋，屬於學術基礎建設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學問。惟有通識，方有卓識。中国古典詩歌，衆體兼備、題材寬廣、寓意深刻、格調高雅，是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要真正準確讀懂古詩涵義，領悟古詩的意境，則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寫作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注釋、版本考訂等等方面去綜合解讀與賞析。因此，注釋古典詩歌，至少要具備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知識的基礎與積累。
大金集礼點校 凡例 一、 此次點校以怡府舊藏本《大金集禮》爲底本，其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號：八一〇六），并影印入《中華再造善本》續編。 二、 所用校本及簡稱如下： （一）曹本：曹寅舊藏本，題名《金集禮》，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號：一九四八一）。 （二）文淵閣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廣雅本：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 以上三本全部通校。 三、 《金史》及張金吾《金文*》均大量引用《大金集禮》之文，故對於相關部分亦加通校。 四、 底本訛、脱、衍、倒及錯簡之處，有確切根據者予以改、補、删、乙，并出校勘記説明；無確切根據者不改原文，而在校勘記中提出點校者的觀點。 五、 底本不誤，他本有誤者，一律不出校；底本較費解而他本文義優長者，擇要出校。 六、 原書中避金朝諱的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在《孝经》学史上，zui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zui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 外传》是王船山隐居著述初期的一部重要经学和哲学著作。在本书中，他以《 》每卦为话题，展开了对明亡的反思，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剖析和探讨，对理学各家的评骘，对 的批评等等。本书语辞谨言繁密，非平气虚心不能读，故在整理点校之外，特为笺释。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三大老”之一，思想家。 抗清失败后，隐居著述。 他的学术宗旨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对于理学有了深入的检讨和开拓。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的作者张岱，早年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明亡以后，他选择隐居山中，发愤著书，终身不仕。这两部作品，正是他用“梦忆”、“梦寻”的方式来回忆往昔、追念故国，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挚的情感。《陶庵梦忆》一书，集中对昔日生活中的琐事展开回忆，内容涉及当时市井生活、风土人情的诸多方面，如市井茶肆酒楼风貌，说书演戏、放灯迎神等民俗活动，以及书法绘画、民间工艺等等，其中很多是作者亲眼所见，篇幅短小精炼，文笔清新，极富情韵。《西湖梦寻》则集中谈论西湖掌故，张岱久居杭州，对西湖景点如数家珍，对书中列举的众多古迹，不仅概括讲述其起源和发展，还引录大量相关诗文，足资后人参考。
钱穆先生为文史大家，尤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精研甚深甚切。《论语新解（精）》乃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阐释，实为阅读和研究《论语》之入门书和推荐阅读书。
曹元弼所撰《 学》是易学研究 的重要作品。它按照张之洞《劝学篇》列举的七目：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和流别，对《 》的基本体例、思想内容、学术疑难、解释流派进行疏通。《明例》讨论了《 》体例以及各易家家法。《要旨》分为上下两篇，摘取 重要的经句进行阐发。《图表》用形象化的方式呈现了《明例》所涉及的体例。《会通》则将《 》与其他经书相互参照、融会贯通。《解纷》对易学 的学术分歧进行了折中、调解和推陈出新。在《阙疑》中，《河图》、《洛书》、先天、后天等难题被忠实记录，多闻阙疑，以俟后贤。历 的易学流派和历史脉络则在《流别》中得到处理。《 学》广泛吸纳诸家论说，汉宋兼采，在文字梳理、音韵训诂、思想诠释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推进。叔彦先生在书中将易学诠释与时代的忧患意识相结合，将易学大道
四书 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 初学入德之门 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 笔之子书，以授孟子 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 ，简称即为 四书 。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
《四书》又称《四子书》。四书中，只有《论语》从汉代即被尊为经典；《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独立成书，跟《孟子》一样，并无特殊地位。隋唐时期，三书才逐渐受到重视；至宋，朱熹承袭“二程”（程颢、程颐）的观点和做法，大力推崇此三书，使之与《论语》并重。从三十岁开始，朱熹便对四书下功夫，并分别做注。《大学》《中庸》的注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因为引用程说和他说较多，称为“集注”。1182年，朱熹正式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首次出现，并从此开创了汉唐崇《五经》，唐后重《四书》的时代。
《 口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作，由其门人倪天隐纂录。胡氏易学，大抵讲求返归经本，芟除芜杂，探究变易之道、盛衰之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着力批评孔疏中的老氏倾向，显扬儒家义理，对程颐有着直接影响。此整理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底本，参以白石山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附以《洪范口义》，辑录胡氏对《论语》《中庸》《春秋》的解说。由此可窥见胡瑗学术的大端，以及北宋中前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思想转向。
《 口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作，由其门人倪天隐纂录。胡氏易学，大抵讲求返归经本，芟除芜杂，探究变易之道、盛衰之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着力批评孔疏中的老氏倾向，显扬儒家义理，对程颐有着直接影响。此整理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底本，参以白石山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附以《洪范口义》，辑录胡氏对《论语》《中庸》《春秋》的解说。由此可窥见胡瑗学术的大端，以及北宋中前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思想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