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镜图典》是研究中国铜镜的重要指南和资料参考，特点有三：一，充分收集考古出土的铜镜资料，突出了资料科学性和可靠性。第二，将近千面的考古出土铜镜和传世的重要铜镜集中整理，具有系统性、规范性和知识性。第三，从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视角为基点，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此次修订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中发现的铜镜时代、纹饰、铭文等错误之处进行修改。 二、充分吸收铜镜研究的新成果，提高本书的学术水平。 三、新版比原版增加三分之一的资料，弥补了原版薄弱或空缺的部分，使其更全面的反映中国古代铜镜的时代特点、类型、纹饰和铭文的丰富性。 四、提高图典的科学性和精美度。尽量利用文博考古单位出土和收藏的铜镜代替一些著作中收录的传世铜镜，以新收集的一些精美拓片取代图像模糊、品相不好的照片。
国博收藏有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等这些著名的商代铜器。除此之外，国博共收藏有600余件商代青铜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种类丰富，每类均收藏有典型器物，体系比较完整。本书全面梳理了国博藏商代青铜器，精选159组藏品，以青铜容器为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青铜器卷（商）》既收录了见于以往著录的四羊方尊等国之重器，还首次发布了一些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青铜器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青铜器卷（商）》按时代分期先后依类别编排，每种类别中的器物造型多样，纹饰精美，铭文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的阶段性发掘和研究成果，由主持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主要人员参与编撰。主要内容涉及海昏侯国遗址与海昏侯墓的考古背景、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科学技术检测与分析等，是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及相关研究的最集中展现，其中漆木器、玉器文物发布了大量最新材料，图文并茂，丰富了阶段性研究的内容。
本书是对1972年发掘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资料的系统整理。该墓是帝陵级别的东晋墓，由蒋赞初先生主持发掘，并于1973年4月在《文物》上刊发整理简报，公布了出土的主要器物等70余件（组）。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挖掘条件和设备，大多数当时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已不能满足科研需要，基于此，本书编者团队在简报的基础上，对收藏于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北园东晋墓出土器物进行了整理、拍照、线图绘制，并重新绘制墓葬平剖面图、出土器物分布图，按陶器、青瓷器、金属器和其他的分类编排，以文字和图版的形式呈现，便于读者获取信息。并且，本书还收录了整理札记、蒋赞初先生有关发掘经历的回忆口述以及王志高、吴桂兵两位学者对于墓主身份的讨论，将与墓葬有关的相关材料收集、整理齐全，是两晋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窑变坯胎器，街存瓦砾墙。 聪明的吉州窑工匠通过匠心技艺让普通的泥土坯胎窑变幻化为神奇之器，创造出独具特色、天下无双的剪纸漏花和木叶纹装饰，使吉州窑成为宋元时期闻名中外的综合性窑场。窑火炙热的吉州窑窑场，不仅让永和镇留存了六街三市和码头遗存， 街存瓦砾墙 ，还保存了大量宋元时期的窑炉、作坊以及碎瓷残片，得以让人们从中探寻、发现、领略前人的智慧、技艺、精神。自2006年对吉州窑遗址调查以来，项目组就着手准备把相关资料公布报道，然而因各种缘故，总是事与愿违。如今《吉简吉美：吉州窑遗址出土瓷器集萃》即将付梓，算是刊布资料的开端。
《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是一部全面著录天水市境内金石的资料性著述。全书收录金石 500 余通，附拓片照片 120 多幅，所录金石文字一律标点校勘，并设题解和注释，其问世将对研究地域文化、实施文物保护大有裨益。
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2600余枚。简牍内容是西汉前期长沙国益阳县衙署公文簿籍等，是出土西汉简牍中年代最早的资料。具体记录当时长沙国辖下益阳县、乡、村里行政运作以及官吏、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当时基层社会的实录。这批简牍为研究汉初益阳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史料，有助于推动秦汉史、地方区域史等问题的研究。 兔子山遗址共有十一口井出土简牍，古井位置在当时县城中心，益阳县衙署建筑间。简牍时代历楚、秦、西汉、东汉，是各时期益阳县吏员工作记录遗留，与长沙五一广场周边古井出土简牍一起构成年代衔接紧密、内容详备的简牍文书系列，其庞大的数量亦有助于研究湖南简牍文书群的体系特征。
《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文件（套装上下册）》包括中文版、英文版、蒙文版，此次出版中文版。分为文本、附件、补充材料三个部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文件（套装上下册）》其本身就是一本有关元上都的完整的资料。作为申遗文本，由各领域有关专家共同撰写，其内容涵盖广泛全面、史料翔实、数据精准。
《甘肃重要考古发现（2000-2019）》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2000－2019甘肃的重要考古发现。近二十年来，为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和热点问题，甘肃省陆续开展了多项主动性考古发掘。在旧石器，新石器 青铜时代，河西走廊早期矿冶，周、秦、西戎文化和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突破性进展。《甘肃重要考古发现(2000-2019）》发表了多个甘肃近年重要考古发现的资料，如磨沟遗址、马家塬墓地、石家墓地、大堡子山遗址，2019年刚发现的吐谷浑唐慕容智墓。是了解甘肃近年重要考古发现的一部重要图书。
本书从理论与教学、方法与实践两个维度，讨论了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以及非水分散体材料的研究及应用。
学堂梁子 郧县人遗址位于中国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一组学堂梁子。该遗址发现的 郧县人头骨化石 获得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七五 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报告为学堂梁子 郧县人遗址1989~1995年调查、发掘石制品的专门报告。本报告有以下几点特点：，尝试参考和借鉴法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石制品的类型学方法，融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类型学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于石核和石片以及相关的石器的定位设制了参考方法，以便于观察测量，限度地避免了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的随意定位和人为因素干扰。第二，针对所有的石锤、石核、石片、有疤孤立片疤的砾石、单向加工的砍砸器、手镐、单面器、双向加工的砍砸器、手斧、斧状器、刮削器、凹缺刮器、尖状器、尖突、雕刻器和 可拼合标本 均制备了观察卡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书稿以陶瓷文化的发展为基本线索、按照历史时期的顺序依次展开。按照历史时期的断代和瓷器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分为27个篇章，历史时代涵盖先秦原始瓷、夏商周、秦汉、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截至隋唐，是中国原始瓷起源、初步初步成熟发展的时期；下卷为宋金、元、明时期，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大发展和全面辉煌时期并在宋代陶瓷全面辉煌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具体内容上，一是介绍了陶瓷的起源及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发展的情况，包括原始瓷的发现，瓷器的种类、特点、生产、各种用途、地域特征、不同形制等，以及其所反映的精神文化内涵。二是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瓷器发展的特征、成就和影响，这在内容的安排上也有很好的体现。如夏商周时期主要是陶器的起源和发展；两汉以后瓷器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肆）》共收录长沙五一广场井窖遗址出土简牍五百枚，包括简牍图版、释文注释及相关附录。图版部分包括彩色及红外线的原大照片，释文部分含整理序号、释文及相关按语，附录含未见字迹简牍序号表、简牍编号及尺寸对照表及尺寸更新表和异体字表。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共收录长沙五一广场井窖遗址出土简牍四百枚，包括简牍图版、释文注释及相关附录。图版部分包括彩色及红外线的原大照片，释文部分含整理序号、释文及相关按语，附录含未见字迹简牍序号表、简牍编号及尺寸对照表、壹贰辑简牍编号及尺寸更新表和异体字表。
本报告是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0年～2012年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其间先后四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83.3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址11座、池2个、灶10个、灰沟4条、水井5眼和灰坑127个等遗迹，其中与张公巷窑烧造有直接关系的建筑基址（作坊）2座，陶洗池1个，灰沟1条，灰坑7个和较完整的地层堆积2处。出土张公巷窑烧制的瓷器、素烧器和各类窑具数十万件（片）。同时，还出土一大批与窑址烧造无关的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等不同时期陶瓷标本，为张公巷窑及张公巷周边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些研究线索。 经过勘探，初步确定张公巷窑的烧造区域面积约3600平方米。通过对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比较和综合研究判断，本次考古发掘认为，张公巷窑的烧造年代在汝窑类汝瓷之后，大约不早于金代，其性质应属于官窑。
本书为 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 汉唐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丛书 之一，收录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王煜两位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的专业论文34篇，内容涵盖 制度文明 礼俗文化 精神世界 和 民族交融 四个方面。本书试图通过对相关考古材料的梳理和问题的探讨，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体叙述，面向中国历史本身的重大问题，推进对 物 背后相关的 人 和历史事件的多层次、多面向、多视角的认识，阐释、活化汉唐文明，建设中国特有的连续型高级文明形态的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
本书是对秦始皇帝陵一号坑新出土大型陶质彩绘兵马俑保护修复技术的总结，系统介绍了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信息提取方法、科学检测分析、病害认知类型、保护修复过程、数字化辅助修复研究及制作工艺探讨等，以典型的案例互补复杂彩绘文物保护修复的方法。
师姑墩遗址位于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北距长江10千米，所处地带为长江南岸冲积平原边缘一个面积较小的盆地，地势平坦。师姑墩遗址南面数千米的山区即为长江下游非常大的铜矿带，自商周时期以来那里一直是采、冶、铸铜的资源重地。 师姑墩遗址为典型的墩形遗址，呈椭圆形，北高南低，高1～3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因宁（南京）一安（安庆）、合（肥）一福（州）铁路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3～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共布10米 10米探方9个、5米 5米探方15个，实际发掘面积近1300平方米。发现夏商至春秋时期房址2座、灰坑9座、沟3条、水井1口，以及与建筑相关的大量柱洞和沟槽。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标本250余件，以及较多的铜渣和炉壁残块，还有树干、木头、兽骨等各种动植物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