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18、19世纪的30年在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东亚区域史的转折点——就像它们在世界史上一样…… 我曾称呼巴达维亚、广州与长崎为“看得见的城市”，并非只是因为它们被具象地呈现在地图与图画上，更胜于其他同时期的亚洲港口，而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全球发展的区域性影响……每个旧世界的商业中心都再现了它们各自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筹谋擘划，其目的是实现对全球贸易的稳固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