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绪论”、“州县衙门”、“刑事审判程序”、“民事审判程序”和“结论”等五章组成。其中，篇幅的是第三章“刑事审判程序”，占全书篇幅的2／3有余。从篇章布局来看，那先生受到陶希圣的一些影响。如第二章 “州县衙门”的内容，与陶希圣著作中的“州县衙门的组织”部分思路比较一致。但陶希圣的叙述内容较为宽泛·(一共介绍了与州县衙门有关的九类人物，分别是知县、典吏、书役、幕友、长 随、仵作、捕役、狱卒和家人)那思陆先生则只选取了四类与州县审判特别相关的人物——知县(州)、幕友、胥吏和差役——进行详述。那思陆先生用了不少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这四类职业人员的历史沿革、分类及权责(或职务)，尤其对此四类人员与司法审判中紧密相关之情形进行了系统梳理。此外，与陶希圣一样，那思陆先生也特别强调刑事审判程序在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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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法与天下法(精)》(作者高明士)是研究唐代法制史的专著。律令法指，天下法指国外。战国秦汉以来到隋唐的法制发展，总的说来，对内实施律令法，对外实施“天下法”；律令法是用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天下法则是用来约束域外君长，但两者目标均在德化百姓。两者在汉以后逐渐建立以“礼”作为立法基础，到隋唐而完备，可说是先秦以来儒教初次在礼律方面体的实践。本书是作者1994年以来，主持以台大为中心的“唐律研读会”的读书研讨心得。
本书揭示了从正义到证成的变更，而源于法律法典化的科学路径的证成界定了现代的法律。本书既不支持法律法典化，也不对其加以反对。它是一种思考法典的智识和哲学基础的尝试。本书的目标在于表明实在法的来源不仅存在于对自然法的消极摒弃之中，还存在于对科学的证成的积极接纳之中，进而揭示出实在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科学的、政治的事业。
本书以新出简牍、文书为中心，以政府、民间互动为视角，对汉魏时期法律、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本书细致的考证，有关秦汉刑名、刑罚级别构成等旧问题得到新的解释，魏晋法律体例的玄学化，汉唐户主称谓、身份以及户籍分合、同居概念的变迁等学界未曾措意的新问题得到揭示。在此基础上，本书进而分析了法律、社会领域发展变化的原因，指出法律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经济制度如土地、赋税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博弈才是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从而对学界视为定谳的“法律儒家化”学说提出了质疑，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和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