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模式 朝贡体系 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接下来讨论了鸦片战争以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过程。1845年至1851年间，新的条约体系遭遇挫折，清朝方面竭力限制条约中承认的特权，而外国人也在尽力为他们获得额外的好处。1850年至1854年间，上海的状况极为混乱。随着外国海关税务司的最终确立，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本书并未沿用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观点，指出1842年至1860年间的新条约体系意味着清朝开始接受与外国人 共享治权 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通商口岸和外国海关税务司成为中西 共治 的合作者。
这是一次关于身体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从中国思想的原初立场，“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体”观念，革命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到身体写作，性政治，身的在世状态以及身体的后现代处境，著者们对身体、文化、政治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探索。进入本书，感受一次身体“大写作”。 以“身”来指认“人”是始原期汉语思想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进一步发展为“贵身”说，使“身”在中国思想中成为一个本体论概念，并构成3 世纪前始原期中国思想的原初立场。贵身论中的“身”在先秦思维中处于从实体论的“身体”向虚体论的“自身”动态转化之中，但以实体涵义为主。中国先秦思想中的身体哲学观念非常丰富，“以身为天下贵”、“推己及人 ”是贵身论哲学的一体两翼，贵身说、赤子说、修身说、舍身说等则构成了其完备的概念系统。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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