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结了作乾十年来探索古代袄教遗迹和袄教美术的成果。内容涵盖地下墓葬和地上碑刻，涉及许多博物馆中保存已久的藏品和近期发掘的虞弘、安伽、史君三个萨宝墓的土文物，对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中国袄教遗存及其宗教图像系统作了别开生面的揭示与论证。

王媛媛所著的《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以波斯摩尼教东向传播的时间进程和几个重要教区为序，《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通过分析吐鲁番及敦煌等地出土的摩尼教文书，以及东西方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考察了三至十一世纪摩尼教在中亚、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与发展。

作为国人较早从事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马小鹤此书值得肯定者有以下三点。首先，注重研究手资料，比如穆格山粟特文文书、吐鲁番新出摩尼教粟特文文献、阿富汗新出巴克特利亚文文书、噘哒钱币、隋唐支氏家族碑铭等，都是学者没有或很少研究的资料，阿罗憾碑虽然有较多的学者注意，但是作者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其次，作者对中外学者的西域史、摩尼教研究的成果相当熟悉，能综合利用语言学家们对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巴克特利亚文、婆罗谜文、回鹘文、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语文资料的研究，深入分析汉文史料，时有新见。最后，对摩尼教的研究能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越出单纯考据的藩篱，吸收符号学的理论，从摩尼教的宗教符号出发，与基督教、佛教进行比较，触类旁通，深入分析其义理，为华人学者对摩尼

中国除儒教、道教文明之外，还有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他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提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历史学界具有“名人效应”。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兴起的“萨满教文化热”便是这名人效应的产物。而在国外，有的学者将这一观点引伸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提出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

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河湟流域是青藏高原文明起源很早的一个地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安多地区藏族文化的最早发源地之一。本书所揭示的正是这一地域藏族农业社会民间信仰文化的生成、传承及变迁的大致脉络，尤其是那些与藏族农耕、村落生活相伴随而形成的鲜为人知的宗教事项和故事，它们既生动、鲜活，又富有极深的蕴义，与臧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无奈、痛楚和迷茫息息相关。

《马丹阳学案》内容简介：金代中期，王嘉（道号重阳子）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为二，最终形成明以后全真、正一双峰对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灵宝、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旧格局。 在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门发展的关键时期。它不仅确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也引发了极为深远的震荡。开辟全真教这一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处机。正是丘处机以年踰古稀之龄万里西行，觐见“

《刘一明学案》内容简介：金代中期，王嘉（道号重阳子）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为二，最终形成明以后全真、正一双峰对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灵宝、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旧格局。 在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门发展的关键时期。它不仅确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也引发了极为深远的震荡。开辟全真教这一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处机。正是丘处机以年踰古稀之龄万里西行，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