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彙校集注（上下）》分为上、下两册，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内容包括主言第三十九、哀公问五义第四十、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礼三本第四十二等。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文献的基础典籍，《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注疏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在五经注疏的各种版本中，清阮元刻本体例较为完备，影响亦较为深远（至今仍为学界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未出版过单面影印、适合阅读的本子，本书的刊行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能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研习。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

《禮記》鄭注版本以南宋撫州本爲最善，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經注文本可與此媲美，而遠勝於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諸本。《禮記正義》版本以南宋刊單疏本最屬珍貴，收錄於《四部叢刊三編》，而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價值僅次於單疏，且具備全書七十卷。可見如今學者欲研習《禮記》鄭注，閱讀《禮記正義》，當以越刊八行本爲最善本。潘明訓舊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購。日本足利學校數百年來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雖缺八卷，印製時間頗早，較之潘明訓舊藏本，補版甚少，價值更高。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極便校對。通過比對，讀者可以直接觀察、理解宋版經過補修，增加挖改、換版，文本逐漸失真的過程。毋庸爭議，本書就是《禮記》鄭注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绝学”。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

黄以周（1828-1899）乃晚清经学大师， 自幼承训家学， 与其兄儆孟、儆仲共读，互相砥砺切磋。任南菁书院讲席十五年，江南不少学者、名人均出其门下。尤长于"三礼"， 博大精深，博采汉唐至清有关"三礼"之经注、杂记，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详加考核，作出说解，体大精思，为晚清《礼》经研究之冠冕。 此书收录黄以周全部著作，包括《礼书通故》100卷，《子思子辑解》7卷、《军礼司马法》2卷、《经训比义》3卷及《儆季杂著》等。 《黄以周全集》中既包括《礼书通故》、《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样的礼学和史学巨作，也有《黄帝内经集注》及《军礼司马法》这样的医学和经济学杂著，展现了黄氏在诸多领域的造诣与贡献，有利于世人认识、了解和研究黄以周。此次《黄以周全集》系国内首次整理出版。

《礼经释例》十三卷，为浚廷堪研究古代礼制之重要著作。浚氏以为“《仪礼》节文威仪，委曲繁重”，故将《仪礼》拆散，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

《礼经释例》十三卷，为浚廷堪研究古代礼制之重要著作。浚氏以为“《仪礼》节文威仪，委曲繁重”，故将《仪礼》拆散，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

《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套装共7册)》讲述清代学者们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十分显着的地位。他们有关经学的着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过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经中除礼记外，清人给其他十几部经书分别做了新的疏解，学术水平超出了唐宋旧疏。其中孙论让撰写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做得最好的一种。

《礼经释例》十三卷，为浚廷堪研究古代礼制之重要著作。浚氏以为“《仪礼》节文威仪，委曲繁重”，故将《仪礼》拆散，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

《礼经释例》十三卷，为浚廷堪研究古代礼制之重要著作。浚氏以为“《仪礼》节文威仪，委曲繁重”，故将《仪礼》拆散，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