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全十四册）》是张大可教授历时数十年对《资治通鉴》进行全本注释的成果。《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张大可教授 的新注吸收元刊胡三省注本的优秀内容，融合现代研究观点，除传统字音、字义、人物、地理、职官、历史掌故诸项注释外，还结合多种史书，以便全方位了解历史事件与人物。增设文前导读、大事提要、段意概括、点评等，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具有时代性、学术性、创造性、工具性等显著特点。简体横排符合现代阅读习惯，降低了阅读难度，意在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原文，识全貌，深入《资治通鉴》一书的内容、体系及思想，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千年

《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之典范，以其文笔之精审流畅，内容之丰富翔实，录事之求实考信，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蜚声中外，倍受推崇。该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计三百余万字；其记史也，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这部史学巨著中，司马光着眼于为政之方略得失，前世之兴衰隆替，集兴邦之略，匡君之言，为臣之道，善治之规于一体；融语言的艺术性、生动性，思想的哲理性与深刻性于一炉，前承古人，后照来者。《资治通鉴》问世九百余年，已刊刻出版七十余次；一代伟人*，一生曾阅读此书十七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受国人推崇之程度。《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在世界史学上亦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书编者在参考胡注本及其他多家注本的基础上，杂采众说

◆ 本书是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全宗档案中，选取部分满文档案，将其译成蒙古文、汉文，并以这三种文字出版。 ◆ 起止时间为民国八年至民国十七年。内容涉及政务、机构职官、军事、政法、民族、外交、财政金融、宗教、文教、交通等，对研究呼伦贝尔地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两百五十年的大量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全书共十三部，1600多万字，是有明一代史料的集大成者。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现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影印出版，精装大32开，分装100册。

《曾國藩家書》一直是修身養性、敦倫處世的绝佳讀物，也是一部值得永久珍藏的傳世典籍。我社以清光绪刻本為底本影印出版，宣紙精印，錢裝裝幀，使這部傳世藏書更具收藏和欣赏價值。

《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人著述中辑录精华以资辅政，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 贞观之治 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匡政巨著。是一部汇集中国古代经、史、子书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

纪事本未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 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典志体史书强调典章制及同类史实的统一性，其缺点是从纵的方面分裂了历史的完整性。 纪传本末体史的编纂方法，眉目清楚，旨趣明白，读者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又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型历史巨著。它对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影响甚为深远。《史记》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全面总结。司马迁留下的这部我国部通史，不仅收藏价值极高，还以文笔优美流畅为人称道。鲁迅先生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