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编著的《春秋大义述(精)》是建国后首次出版，作者以其《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著名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著名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著名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群书治要360·大字繁体竖排本（第2册）》中的嘉言按君道、臣、德、政、敬慎、明辨六大目整理成。每大中，又了若干目，代人的德行、修、工作、、生活等都有着的指和借。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令官魏徵及虞世南等，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一四千多部、八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剪截淫放”，整理代帝王治政史料，取六、四史、子百家中有修身、家、治、平天下之精要，於五年（631年）成，六十五部五十言，取名《群治要》。“治要”，即治必遵循的要、理方法。不是魏徵向唐太宗的重要理依，也是唐太宗“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考。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