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 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 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

《国语》是关于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编撰的。该书辑录了历代帝王治国的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65种，共50余万言。书成，诚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学习《群书治要》后进行的九个专题的讲座集结。分别从文化、官德、教育、道德、民本、用人、观人、得人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群书治要》中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不仅对现代领导干部如何为政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更对普通人如何修身、处世、治家也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两汉经学的历术背景》(作者郜积意)是关于研究中国汉代天文历法的专著，收录了：飞爻、伏爻、世爻及二十八宿人卦、建候积算之例、五行人卦中的分象问题、吉凶判断的其他因素、京房的六日七分说、试以“殷历”说“五际”，兼释《翼奉传》中的六情占等内容。

可以说是苏轼的“滑稽文学”。作者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朝野大事，也融铸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涉笔成趣。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明代小品文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