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即出自该书。王照圆的注本是最有名的列女传注释，此次是次出版。
本书对历史上各类例的起源、内容、演变及其在各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作了系统考证，其创新之处是： 1．对例的前身决事比和故事的形成、演变进行了考证，揭示了例的渊源； 2．对长期流传的所谓秦“廷行事”、清“成案”即判例的观点提出质疑，厘正了前人的不确之论； 3．对学界存有争议的汉代的。比”、末元的“断例。的性质作了考辨： 4．对前人未曾研究的元代的分例和明代的榜例、则例等进行了探讨； 5．对唐代至明清的条例、事例和元代的格例以及清代的则例、省例、 (大清律例)中的附例等进行了考证； 6．突破“以刑为主”研究法史的传统模式，对各代刑例之外的行政、经济、民事、军政、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诸例进行了全面考述，阐明了例的体系； 7．论证了历史上的律例关系理论。
湖南图书馆编写的《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收录的宗教文献于此类史迹记载丰富。本书还收录大量记载湖南各地扶危济困、积谷赈灾、恤贫助学、惠老育婴、义渡义桥等慈善乐捐文献的书目，为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提供了手资料信息。
陶渊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晋、宋易代之际篡乱史实的目击者，虽然不曾有过慷慨激昂的表示，但对于世事也并未全然遗忘和冷淡。如鲁迅先生已指出的，陶集中述酒一篇就是说当时政治的。另据考证，赠羊长史一篇则是他听到刘裕收复长安、洛阳的消息后所写，诗中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可见他对全国统一事业也是关心的。况且陶渊明在易代之际，采取“拂衣归田里”的处世态度，对后世的士大夫文人尢有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陶渊明这个人物及其诗文作品也是一项研究的课题。 本书所录九种年谱的作者，有见于正史者，亦有不见经传者。现在本着古详今略的原则简介于后。 此次纂集陶渊明年谱，所选九种年谱的底本分别是：（一）栗里谱用云韬堂绍陶录，清陆心源十万卷楼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最爱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
明堂制度萌芽于上古社会的晚期，成熟于西周初年，消亡于明代末年，是我国古代社会礼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本书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名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初步解答了诸如明堂的定义及功能、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它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还简要探讨并描述了明堂性质的演变过程；指出明堂所表现的意义是君权神授，其本质则是维护人间与神界最为紧密的关系。
文献流传从钞写过渡到版刻印刷后，同一种书有了不同的刻印本。何以是甲，何以是乙，多有各自的识别标识，后世每依这些标记识别它的刻印年代和刻印人家，从而判断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传世过程中，这些标记往往失去，加上有人有意造伪，识别与判断就为了难度。 文献不同于器物，专设的版本标记尽管失去，但就文献内容本身，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至结衔、职官、地理、纪年等用语，其至印章文字，如果仔细加以考辨都可反映那些失去的标记或根本未作标示的刻印年代和主持刻印的人家。 这组版本志，不是随笔式的，是程序式的。依照识知版本的顺序，依次为版式描述、版本考订、特征记载。即：行款、边栏、版心书名；鱼尾形态、刻工姓名摘录（包括刊载位置）；扉页题刻、版记或刊记、主要序跋、认定为本书刊刻时间依据
《唐才子傅校箋》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審，堪稱定本。箋證的重点在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實错误、補考原书未伯重要 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備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條考證，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協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世纪唐代诗人群體研究的成就。
《唐才子傅校箋》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審，堪稱定本。箋證的重点在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實错误、補考原书未伯重要 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備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條考證，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協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世纪唐代诗人群體研究的成就。
陶渊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晋、宋易代之际篡乱史实的目击者，虽然不曾有过慷慨激昂的表示，但对于世事也并未全然遗忘和冷淡。如鲁迅先生已指出的，陶集中述酒一篇就是说当时政治的。另据考证，赠羊长史一篇则是他听到刘裕收复长安、洛阳的消息后所写，诗中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可见他对全国统一事业也是关心的。况且陶渊明在易代之际，采取“拂衣归田里”的处世态度，对后世的士大夫文人尢有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陶渊明这个人物及其诗文作品也是一项研究的课题。 本书所录九种年谱的作者，有见于正史者，亦有不见经传者。现在本着古详今略的原则简介于后。 此次纂集陶渊明年谱，所选九种年谱的底本分别是：（一）栗里谱用云韬堂绍陶录，清陆心源十万卷楼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本书对历史上各类例的起源、内容、演变及其在各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作了系统考证，其创新之处是： 1．对例的前身决事比和故事的形成、演变进行了考证，揭示了例的渊源； 2．对长期流传的所谓秦“廷行事”、清“成案”即判例的观点提出质疑，厘正了前人的不确之论； 3．对学界存有争议的汉代的。比”、末元的“断例。的性质作了考辨： 4．对前人未曾研究的元代的分例和明代的榜例、则例等进行了探讨； 5．对唐代至明清的条例、事例和元代的格例以及清代的则例、省例、 (大清律例)中的附例等进行了考证； 6．突破“以刑为主”研究法史的传统模式，对各代刑例之外的行政、经济、民事、军政、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诸例进行了全面考述，阐明了例的体系； 7．论证了历史上的律例关系理论。
陆游年谱之作，前有清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和赵翼的《陆放翁年谱》，钱谱规模过小、赵谱事迹过略。本书在前人基础上，广泛查阅相关资料，特别是内证方面，作者用功颇深，按时事、谱文、附录体例编排。时事介绍宋金对峙大背景，提供广阔 的时代场景；谱文叙谱主一生行事，兼及思想、艺术和交游。附录部分交待文献依据。全书材料丰富，考订审慎。 顾名思义，本书介绍的是宋朝诗人陆游的历年事记。本书均系文言文，繁简字体并用，并以纵向编排，颇具古籍风韵。因此，如果你对繁体字或文言文不甚熟悉，那本书就不适合你阅读。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最爱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
湖南图书馆编写的《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收录的宗教文献于此类史迹记载丰富。本书还收录大量记载湖南各地扶危济困、积谷赈灾、恤贫助学、惠老育婴、义渡义桥等慈善乐捐文献的书目，为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提供了手资料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