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记述有关中国情况的最早的一部阿拉伯文著作。我国史学家范文澜、白寿彝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引用过游记史料。我国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刘半农与其女刘小蕙，于1927年由法文版转译成中文。本书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人情，文内提到了中国国土辽阔，人民勤劳，京城长安的繁华，丝绸和陶瓷工艺精湛，文化发达以及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等等。本书译者，曾为加强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起过历史的桥梁作用，值得我们钦佩和纪念。
《锦灰不成堆》为《王世襄自选集》系列之续编，《三维》中作者虽断言“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然此后却未曾辍笔：上编“忆往”所收十数篇新文，或追记爱侣和诸位师友的言行风范，或补叙早年及特殊年代中的人生经历，情趣并茂，文献翔实，颇多不为人知者。作者以真挚之笔墨见证上一世纪中国文物事业和数批国宝的沉浮，同时展现与之血肉相连的文化人的诉求，字里行间贯穿着“走‘自珍’道路”的积极态度。下编收录作者近两年所撰《延续中华鸽文化 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插配彩色图版一百余帧，堪称一部初具规模的“中华观赏鸽谱”。书末依例抄录诗词新作及旧稿。作为这位文博大家、京城玩家的封笔之作，本书呈现的更是一位“ 真人”王世襄。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1913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五一期间推出《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待出）。前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书报话旧》以通俗平实的文字琐谈清末民国出版界、报界旧闻逸事，勾勒
本书针对“典律”文化生产中的形朔过程、意识形态的抗争，并把研究对象紧扣特定的社会脉络的一本文化研究著作。陈硕对人文学科情有独钟，虽然在香港科技本科拿了工商学位，但孜孜不倦地转过来在原校攻读人文学硕士，毕业后又再到岭南修读文化研究哲学硕士，成绩斐然。她现在这本极具原创性、分析入微而又征引丰富的金庸专著就是在她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的修订和增补而成的。《经典制造：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的重点不是否定或再肯定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而是一个后设批评的践行，即“金庸研究”的研究，将这个课题放置于两岸三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审视“金庸研究”和金庸经典化的种种互动从意识形态差异、文化价值趋向到权力关系的情势。陈硕现在已经具备这样的学术水平，在她这本专著出版之际，我祝愿她在不久的将来，在研究方面更上高楼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神魔小说。作者通过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寄托了对社会一实的批判。其中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我国古典小说不楞多得的艺术形象之一，它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尤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西游记》的语言以明代流行的南方官话为基础，与现代汉语差别较大。专家学者在翻译时昼保持原着的语方风格，并进行了再加工，使用权它更适合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本书以李卓吾先生评点本西游记为底本，重新排录，评点文用朱红套印，并配以绣像插图。
该书为翻译理论专著。“译文学”学科建构的基石是若干学术概念与学科范畴，需要从自古及今、源远流长的中国翻译史与翻译思想史中加以发掘、整合与提炼，还需要将外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加以参照。为此，在“译文学本体论”层面上，提出并界定了“译/翻”“可翻不可翻/可译不可译”“迻译/释译/创译”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生成的概念；又提出并界定了“归化/洋化/融化”“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评价与译文研究的概念。这两组概念又都涉及“翻译度”这个概念。通过论证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译文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在“译文学关联论”的层面上，阐述了“译文学”与一般翻译学、与译介学、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性，从而确立了“译文学”的学科定位，
作者生前亲手编定的一部集子。收入其生命两三年间所写的文章。另两篇旧文。文章依然是这位智者一贯的博闻强记、思想犀利的鲜明特色。尤为突出的是，他更加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思想史话，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
本书就文化对外宣传的作用、战略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从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的大背景出发，对中国文化外宣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对文化外宣的理论学说、传播规律以及中国文化外宣的发展历程、各种当代形态等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和考察。此外．本书还比较和借鉴了其他国家文化外宣的经验和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文化外宣的对策和建议。
中华姓氏数量繁多，从古至今约有12000个左右。本丛书以汉族常见的姓氏分别立卷，大姓为一姓一卷，小姓为数姓合为一卷。各卷内容均由下列四个部分构成：源流篇——记述该姓的起源、发展、变迁、分支、世系，该姓历代迁徙与在海内外的分布，名门大族的浮沉兴衰；人物篇——记述自古迄于清末该姓的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事迹与重要贡献； 人文篇——记述该姓的家族精神与风范、宗族形态与管理制度、文化传统与礼仪习俗、人文景观及轶闻逸事等；文献篇——记述有关该姓源流、人物、人文的各种典籍、碑刻、传世家谱以及近人研究成果。本书是中华姓氏谱中的“罗”姓分册。书中从该姓的源流、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该姓氏的地域分布、走向趋势及其特点；姓氏制度的深厚底蕴和家族流变。本书内容丰富，
尽管《且说这根芦苇：柳敏九文化自述》讲的是自己，但并非一部自传，并非以整个自我为对象而“从头到尾”讲述下来的“故事”，而只是对自己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所作的说明与记叙。所幸我所做成的那些事情，不论当时还是在事后都产生了的社会影响，不失为多少还有点价值的“文化事，学术事”，因而时至，这些叙述还可以作为一种“印痕”汇集在一起，姑且名之为“文化自述”吧。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它诞生于190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它已经也经过起起落落，历史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作者选择《大公报》最辉煌和最鼎盛的时期，即1926年到1949年“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学副刊作为对象，力图通过对这个文学舆论空间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动态而历史地展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两者间的依存互动关系。本书以各个时段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经线，以各个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和问题为纬，分别对于四个时期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进行了考察与论析，于文学历史现象有许多发现，提出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令人感到非常新颖的意见。
我国姓氏史悠久复杂，姓氏文化丰富多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究竟有多少个姓氏，迄今还是未知数。据现代业已出版的姓氏辞典约有一万二千个姓氏，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起源，如果想在短期内，把每个姓氏起源史都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循序渐进，逐步研究，本书作者决定批选出一百多个姓氏，对姓氏文化进行具体论述，追究我国从无姓氏时代到有姓氏时代的进程，作为探讨尝试的内容。
本书作者二十余年来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作了论述，收录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等几种论文集和《中华文化史》上篇之中。本书精选了其中的精华部分。
本书主要从“影响研究”的视角，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形态的发展演变为内在线索，疏理自“五四”前后至90年代中国文学和苏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考察苏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影响与转换，辨析中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异同，并探讨形成上述各种关系的历史文化原因，从一个侧面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基本格局形成的外部条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的道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美国米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充满了躁动和喧嚣。这个时划的美国，刚刚经历过前一个世纪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已经位居世界之前，但二战结束后的创伤体验还没有消散，同时民权运动伴着冷战和越战接踵而来，意识形态的修复和重建怎么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于是精神的空虚和迷惘让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怀疑世界，虚无、叛逆、自我否定和对自由的向往成了他们的精神印记。
古吴文化源远流长，吴越钱家名不虚传。百年之间，七房桥五世同堂钱氏家族先后走出了钱穆、钱伟长、钱易等三位院士。这个古老的文化世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科技发展目前一段精彩的传奇，也让世人从这个家族中领略和品味出一个千年文化世家的底蕴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