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著于1938年，本书在内容、体例和撰述宗旨等方面，都堪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之作，它展示了史学在追寻、反思自身历史的过程中经历。本书在整体内容安排上，受梁启超启发，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影响颇深。此书主要论述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之区别；提出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何炳松著作集：历史研究法 历史教授法》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传统史法、史评、史论的差异，同时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等作了充分肯定。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分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等。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何炳松著作集：历史研究法 历史教授法》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传统史法、史评、史论的差异，同时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等作了充分肯定。
作者从过去十多年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和采访中，选出18篇，结为这本集子，分为“史潮”与“学风”两编，每编各有三组文章，分别讨论一个专题；“学风编”有一篇关于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附录。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仅作了个别的改动。希望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倘若能够对读者在治学（特别是治史）方面有所帮助，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所论之五四时期史学，在时间上大体是指从《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到1927年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新、旧史学的冲突与承继，中、西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气象，带来了中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