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祝新刚先生同我谈，他们准备出一套《20世纪的中国》，按历史的发展编写10卷，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限，上半世纪5卷，下半世纪5卷，作为20世纪完整的一套系列书，希望我负责组织前面的5卷。同时将后面已出的4卷送给我，作为参考。在我的印象中，河南人民出版社很有些眼光和魄力，也会选题。长期以来，该社已推出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又引人注意的著作，是我国有影响的出版单位之一。同时，当时我正主持撰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1900-1992年），两者内容密切相关，就答应了。编写近一个世纪的史纲，当然要考虑很多问题，按照本世纪经历的四代不同性质的政权分为四编，每编既要有综合性概述，又要突出重点，要尽可能提出些新的看法或意见，但毕竟简略概括。而将半个世纪写成5《20世纪的中国：清王朝的覆灭》，那

《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是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校史的作品。本书主要讲述了1937至1946年，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联大子体八校（平津冀三校：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西北五校：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抗战与学术。

《一·二八淞沪抗战》深刻剖析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始末，而且还剖析了外的其他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这次抗战的关系以及列强与国际方面对上海事变的介入等。

本书是一部以中日冲突为背景，较为集中、深入地考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力作，作者利用过去还无法获得的大量档案史料和高层核心史料（包括“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介石日记、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等），着重研究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过程，外交决策的制约因素及其执行经过，等等。通过若干重要个案的分析，就国民政府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方案的制定、外交路线的选择、外交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内容进行探讨。尤其是着力于高层的外交反应，注意捕捉历史现场不同人物各异的态度及不同见解应和、交锋的情况，是一部新见迭出、独辟蹊径的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的专著。

《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总目提要》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政权结构、对外关系、军队战事、民国初政、抗日战争、概况、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商贸、总论、农村社会、城市社会、边疆社会、社会问题、社会救济、社会调查、社会成员等。

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节点，作者系统整理、精选了30年来珍藏的徽章、走访记录和研究资料，以徽章为骨、以史料为血肉、以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为灵魂，构筑起这本全新的书籍——《203枚徽章的抗战记忆》。本书由96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配以一枚以上徽章，图文并茂，既有恢弘的大历史，也有细致的“小人物”。按照战争发展的脉络，根据不同的战争主体，将全书划分为五个主要篇章：书中首先从日伪颁发的徽章入手，向读者介绍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从觊觎到发动局部、全面侵略战争，继而把自己引入灭亡之路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有效梳理，有利于人们全面把握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发生轨迹及深层原因，继而明晰中华民族抗战之紧迫和必要。对此，以“侵略者”为题，置于全书第一部分。其后的“抗战者”，着眼于在外敌入侵面前，国

本书以协和会、丰满发电厂和“满映”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探究了日本的东北殖民统治的实质，诠释了殖民统治双重性的内涵。本书追踪了战后中(国共双方)、苏、美“三国四方”在东北的角逐，阐明了国共两党处理殖民地“遗产”的策略决定其在东北成败的史实。

本书是日本侵华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罪行的图片证明，并附加了部分的说明文字。全书共分七部分，介绍了日本二战时期掳掠中国劳工从事各种强制劳动的情形，还介绍了中国劳工的反抗斗争和战后劳工问题。

本书辑录民国时期《甲寅》杂志中之往来书信。其编读往来书信认真讨论当时天下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无所不涉；参与者既有普通知识分子，又有思想文化界名流，如蔡元培、吴稚晖、李大钊、梁漱溟等等，颇能反映20世纪早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风貌，于今日学术研究很有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年号天启。其父明光宗在位仅29天便因“红丸案”暴毙，朱由校经过“移宫案”的风波，为群臣拥立继位。他在位7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一说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谥熹宗，葬于德陵。朱由校有三男两女，无一长成，终无子，遗诏立其五弟朱由检为皇帝，即后来的明思宗崇祯帝。《木匠皇帝朱由校》以翔实的史料再现朱由校荒诞的一生，还原他由皇长孙至皇长子再至皇帝的过程，重点描绘了他在位7年的历史状况。同时，书中还对朱由校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魏忠贤（原名魏进忠）和客氏（朱由校的乳母，人称“天下奶妈”）多有描述，对当时的朝廷重臣、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进行了刻画，揭示了官场斗争的残酷与惨烈，以及后宫的清冷与凄凉。

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这种以党建校、以校领军，实现党、军合一化的建军模式，与中国历史上各种兵制迥然有异。校长蒋介石重视学兵的政治教育，采取各种方式感化教育学生。1924年10月的商团事件，为军校的政治教育提供了活生生的宣传资料，深化了学员对三民主义和救国救民的认知。通过商团事件，军校师生初步感受了战斗的气氛，革命的紧张性与积极性得到激发，为1925年初的东征起到了很好的练兵效果。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引下，在国共两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军校里的中共党人积极工作，使军校政治教育迅速驶入正轨。军校师生领会了救国救民的主张，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为黄埔军校日后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革命的播种者黄埔军校的政工群体（1924-1925）》是对1924年黄埔军校政工团体的记述并

中共决定长征。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转变。遵义会议，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组成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决定向陕甘进军。《大公报》消息“定乾坤”，率领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肃反”，释放刘志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情报工作。长征的历史地位。

民国时期，“非常事端”非常之多，《非常事端》所选取的口述历史资料涉及日本侵略中国的相关重大事件，从中可以管窥中国现代史的发展线索和主题。在这本《口述历史辑要丛书：非常事端》中，董文琦、贺国光、雷法章、李文彬、蒋彝、齐世英、张群、何成、芳泽谦吉、王禹廷、王铁汉、康泽、萧自诚、蔡孟坚、刘斐、周佛海、雷啸岑、陈湄泉等数十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从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开始，讲述了张作霖被炸案、福建事变、两广“六一”事变、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汪精卫投敌、重庆防空洞灾难、长沙大火等事件。

本书是著者20多年来有关侵华日军罪行问题研究成果的重新整合。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队作为“兽类的集团”，对中国民众犯下了累累的、残酷的反人类罪行，无论是从其时间持续之久长、范围覆盖之广阔、犯罪类型之多样，还是从其实施犯罪规模巨大或杀人手法繁多的角度来看，都是人类文明野蛮、最凶残的罪恶，都是对人类理性和道义最肆无忌惮的践踏，也是人性中罪恶一面最全面、集中和典型的暴露。本书启用了“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这一概念，本意即在于，我们在研究与评价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所犯下的诸如大屠杀、大焚掠、大轰炸、大奸污、细菌战、毒气战、强征尉安妇等等一系列罪恶行为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时，将尽量不再以作为受害国民众的主观感受与情感认知作为判断依据，而是以侵华日军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则，是否违犯人

这是一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植伪政权对华中沦陷区经济进行全面掠夺和统制的著作。作者历经四载，三易其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档案资料，从华中沦陷区的金融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诸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经济侵略罪行，以及它给华中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