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并录司马光及历代贤哲评论二百一十八篇,成书二百九十四卷。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宋神宗钦定的,其书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宗旨,其中“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自古被视为学习历史,吸取经验,学习治国理政、修身齐家之道的经典之作。《资治通鉴》中所蕴含的领导艺术、管理经验、用人智慧、权谋战略等,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人们学习历史、汲取智慧、指导人生的不2之选。 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原文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为底本,authority准确;译文由
本书是由汉司马迁撰。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掌握了大量史料,又到处游历,实地调查。一-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五年后,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陵辩护,被处宫刑,后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司马迁忍辱负重,继续著书工作,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史记》一书基本完成。书成后,司马迁的情况史籍缺载,大多人认为他在此后不久即去世,死因不详。 本书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部通史。共五十多万字,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2)约三千年的史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把历史著作分为 编年体 和 纪传体 两大类,《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此后历代正史,都沿袭了这一有 纪 有 传 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丰书共一百三
《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五代灭亡,前后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选取的资料除了十七史外,还包括了二百多种野史和文集。由于编者司马光在史料的搜集、事实的考订、年月的编排以及文字的剪裁润饰上所下的功夫,使它成为我们研究唐以及唐以前历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共计三百余万字;如果从完整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还应该包括《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共三十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资治通鉴》卷数于下;《考异》也是三十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目录》的作用是编制检索性的纲目,将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出来,以方便人们的阅读。《考异》的作用是专门保存史料考证过程中未选入《资治通鉴》的其他史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司马迁编撰的我国第X部纪传体史书。它上始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元年,记述了约 3000 年的历史。从史学价值看,它保留了几千年的史料,具有非凡的史学价值,被推为 二十四史之首 。它开创了纪传体记事法,受历代史官、学者推崇。从文学价值看,它的描写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叙理透彻,记事灵活。所以,鲁迅先生说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本套《史记》,具有以下特点: 一、校点X威。本书以业界X威的金陵书局版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多家版本对原文进行了校对、断句,力求正确表达原意。对一些有歧义的部分进行了适当的取舍,例如脱、衍字句,再比如对 倒文 的处理。倒文是一种书写方式(仅存在于《史记》中),即将大臣的死亡、罢免、设太尉等一些大事写成颠倒的文字。历
《史记通解》,全书共九册,约计450万字。通解行文采用精善读本金陵书局张文虎校本为底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对照,并做全新的技术处理。增加了结构段的划分,在译文中括注段意,推出新意。 全书体例包括序论、五体说明、题解、简注、语译、集评等六项内容。(1)“序论”,宏观评述司马迁其人其书,对《史记》全书结构、书法和史事内容简要说明,引领全书。(2)“五体说明”,对《史记》五体特点以及篇目系统做简明概说,写在每体篇目之前。(3)“题解”,将解题与提要结合起来,点示义理,包括四项基本内容:一释篇题;二介绍传主;三揭示篇旨;四作者意向。(4)“简注”,以简洁明快的白话疏通原文语意为旨归。(5)语译,用口语对译,为初学者提供便利,也是普及的基本形式。(6)集评,汇集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给读者提供资料线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篡的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l362年的史事。全书共分294卷,300余万字。《资治通鉴》史实考信,史论精当,考评历史兴衰,镜鉴后世治道。该书自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元世祖忽必烈这位马上皇帝非常重视《资治通鉴》,专请儒士为他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并设立了蒙古国子学,用蒙古语言译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亦更对此书备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不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