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城街巷》一书，从整体而言，我认为选材多样，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文章主要由政协委员、作家、专家、学者和记者等撰写。全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丰而不余，约而不失，且形式与体裁有别于以往，有较强的史料性、文学性和可读性。
小店区西临汾水，东倚太行，区位独特，历史上长期作为晋阳城和太原府的城郊之地，是省城太原的南大门。小店区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唐代名相狄仁杰，明朝三代重臣王琼，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山西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纪廷梓等，皆出于此。
全书以16个主题，分别介绍了大连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老街及广场等。文中以叙述的方式，回顾当年这些地方的面貌及历史，使人们在重温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史。
他和他们，唤起了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勾起的不仅是对那个人、那件事的回忆，更多的是对那段岁月、那段情感：持久感动的爱，莫大耻辱的恨。《春秋大连人物》由余音著，以人物为“标本”，以史料为依据，以“回到历史现场”的笔法，梳理介绍了那些生长生活在大连，那些曾经路过大连并短暂停留，那些对大连历史产生了或重要或细微影响的人。他和他们，让每一位栖身于这座所城市的人，刻骨铭心。《春秋大连人物》适合大众阅读。
《辽宁大历史：中华文明的抽样观察》是一部传记，但它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省、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的传记，是一部通俗版的《辽宁通史》。本书可以被视为作者对辽宁的个人化解读、一个有关地域历史的个人读本，或者，一篇超长的历史文化散文它并非纯粹的史书，作者试图把它塑造成一个结合了历史、文学和学术的综合文本。尽可能将辽宁的历史和现实，纳入整个中国，乃至化的视角中，以使本书获得一个更加立体的维度。辽宁是从中国肌体上取下的一个切片，我们无法孤立地谈论它。谈论辽宁，就是谈论中国；谈论历史，就是谈论现在和将来。
全书分成数个主题，每一主题都选配近十余二十个故事，或长或短，力求使广大读者从多个侧面和层次，在阅读和鉴赏当中，感受和品味近代旧广州二百余年，作为粤港澳和珠三角中心城市，绵长精彩，深邃厚重，奇趣曲折的历史。 书中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近年广州的主流报刊《羊城晚报》晚会“羊城沧桑”版上陆续发表过，作为一份精神粮食，曾经带给了广大羊城读者许多茶余饭后的悠闲和消遣，如：旧时过年“恭狮子”、蟋蟀在羊城、珠江“趸船”的前世和今生、旧广州斗狗趣闻、旧广州曾经禁上“天棚”……原汁原味的广府风情，颇受读者好评。更有不少篇章当时属首次面世和披露，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关注和反响。 发掘历史，还原历史，旧广州充满了时尚和奢华，也不乏壮丽和悲愤，一两处翔实的点滴都有可能带来社会的关注和反响。本书所汇集的这
《南京城市史》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回溯古代南京城市成长、变迁历程，对已有定论的内容，叙述从简；提出不同材料或不同看法之处则力求严谨。对于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相关记录的短缺，将尝试进行填补，即依据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参考时代相近的私史笔记以至文学作品，进行适度的猜想和推测，提出一些假说。下编关注的是现代规划出现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
《台湾研究新跨越：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修订版）》主要内容包括：郑成功在闽西北地区的抗清与“延平王”爵号的由来、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从卢若腾诗文看有关郑成功史事、郑成功文化刍论、郑成功如何带兵打仗、郑成功与金门的关系等。
《台湾通史》全书内容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时间横跨1290年，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从早到达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志士将领，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均有论列。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与台湾人民抗击荷、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叙述尤详。 本书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因立足奠基台湾史，故史料编撰宁详勿略，宁取无弃。凸显“民贵”史观，对岛内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特别是攸关国民生计之官方奏疏一律详细载录，以供后人借鉴。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对台湾人民介乎以卵击石、艰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
《台湾早期史纲》详述了自史前时代至荷兰、西班牙占据台湾期间这漫长历史长河中台湾的历史地位及归属。作者在他人尚未使用过的外文史料基础上，经过严密的考证，厘清了台湾早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一般知识分子贡献了翔实、可信的台湾早期史纲。
《广州关键词(1949-2009)》不是关于广州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辞典，也无意对广州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描述书中选取的百余条“关键词”，大多来源于60年来流行于广州民间、媒体和官方的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重要词汇，来源于广州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事相这些人物、事相尽管可能细微，但身处大时代，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被潮流托动前行，不知不觉地浮至风口浪尖，其中所承载的真实信息，呈现、记录并诠释了广州6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变迁，丝毫不逊于某些宏大的“历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