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宣化张氏家族壁画墓群为中心，讨论契丹统治下汉人墓葬艺术中的多元文化内涵，以期从中了解一些当时常见墓葬装饰内容的功能与意义，解释有关丧葬艺术题材背后的观念与信仰，以及这些艺术形式所赖以产生或演化的特定社会历史根源。同时，也期望能通过这项个案研究，窥察到辽代世俗美术与中原汉族地区世俗美术之间互动、交融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探寻到唐代以迄于辽宋时期丧葬礼仪美术的若干变动。
本书所收文章，是我在1977年至1992年间完成的，是我的早期著作。时间虽过去十三年，但书中的不少基本观点，已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是可以立足的。例如，关于“妇好”姓氏问题，文章指出，“妇好”非“子”姓，“妇好”乃“子方”之女；关于殷人姓氏问题，文章指出，殷人非“子”姓，而是“妃”姓。殷人姓氏问题，在1991年出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再次得到了证实，已成定案。”关于殷代金文中的“亚”形问题，文章指出“亚”是一种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尽管目前学界对“亚”字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对铭文族徽中的“亚”形，认为是代表武职官名，渐成共识。再如铭文族徽中的“戈”字，文章指出是代表夏部遣民后裔氏族，这也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认可。所有这些，都使笔者感到欣慰。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则主要探讨了早期佛教遗迹与石窟寺遗迹的分布，云冈、河西地区以外的早期石窟寺，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初步探索等有关内容。来自异域的佛教，两汉之际已传入中国。经过200年的蔓延与发展，魏晋以后，才在一般民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关佛教的遗迹中，当以石窟寺遗迹最为丰富，成为中国佛教考古的重点研究对象。
两汉既是中华民族融合与巩固时期，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向上发展的时期，因此说，两汉的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汉代正处于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了解它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本书以墓葬研究为出发点，对位于陕西咸阳附近的西汉11座帝陵及位于河南洛阳及焦作的东汉12座帝陵进行了全面真实的文献及考古研究，从而提示了两汉帝陵的营建规制及汉代社会风貌。本书力求解惑、补缺、填充空白，使人们对两汉帝陵方方面面的情况尽可能地接近于问题的解决，使人们通过对两汉时期的历史，两汉帝陵发生、发展的过程，了解两汉时期的丧葬制度，进而提示两汉帝陵神秘的内涵，本书即可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服务，也可为日益发展的旅游事业提供知识性的参考资料。
石窟寺最早出现在古印度，佛像最早于贵霜王朝的政治中心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谷地）诞生。佛教石窟造像之风的东渐，大约首先是新疆，然后经河西走廊、波及关陇，五世纪因云冈石窟的开凿，达到鼎盛，进而流布中华。云冈石窟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一改葱岭以东昔日佛窟的石刻、泥塑、壁画三位一体的模式，直接比照古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同时，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从而，对华夏佛教石窟的推广、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容简介
本书从西方文化遗产价值观形成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渊源、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宣言、公约等国际文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演进脉络，全面、系统分析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规律。介绍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引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以及结合我国文化遗产的特点、文化背景、价值观，对于真实性、完整性、可识别性、重建等普适性原则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与释义。此外，总结了陕西省大遗址保护和管理实践中的原则理念与行为规范，以及对于大遗址保护理论的探索，以期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事业提供借鉴。
石窟寺最早出现在古印度，佛像最早于贵霜王朝的政治中心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谷地）诞生。佛教石窟造像之风的东渐，大约首先是新疆，然后经河西走廊、波及关陇，五世纪因云冈石窟的开凿，达到鼎盛，进而流布中华。云冈石窟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一改葱岭以东昔日佛窟的石刻、泥塑、壁画三位一体的模式，直接比照古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同时，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从而，对华夏佛教石窟的推广、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