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姓柴名荣,故俗称“柴世宗”。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于公元954年至公元959年在位。本书叙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书中侧重叙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力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本书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等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录“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所征引的书目。
本书为元代华北地区的综合性区域研究专著,内容涵盖元代中书省直接管辖的“腹里”政区(即今华北地区)的行政地位、投下分封、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以及山西、胶州等的特色考察。并探讨了元代汉人的华夷正统观念。
《忽必烈汗思想研究》1959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蒙古语文系,先后在呼和浩特特土默特中学、第十四中学工作,1980年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蒙哲史研究室主任。先后用蒙汉两种文字发表论文60余篇。用汉文发表的文章中,《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中的哲学思想》《忽必烈“变通”思想浅析》《印、藏、蒙汗统“同源”论》《“也客?斡帖克”释义与蒙古族文化原型》《蒙哲史研究四题》《对于真理的不同思考》等论文转载于《新华文摘》《学报文摘》等。
《乾隆大帝全传》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客观全面的乾隆形象。本书从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写起,从细节处渗透出弘历在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到雍正继位,再“密立皇储”弘历,至乾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书中通过乾隆前期大展拳脚推新政、整顿吏治、十全武功巩固疆土,与后期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的不同执政策略和手段的对比,展现了乾隆是如何继承康熙、雍正时期的盛平之世,以及后期是如何的骄傲自负,使得清王朝从一个强国逐渐走向衰弱的。
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的指派,辞去外交部职务,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江精卫“和平运动”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并追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高陶事件”发生后,外界一直希望从高宗武口中,了解到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真相,虽只言片语,亦必弥足珍贵。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对当时的经历避而不谈。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他很快放弃了出版意愿,以致许多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书稿存在。直到2005年6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由陶恒生先生译成中文,并对相关史实做了详细的考订和注释
提起汉朝,大多数人们关注的是叱咤风云的汉高祖、汉武帝,对于宣帝刘询这样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皇帝,历史上只是轻轻带过。在历史上,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对刘询的结论都是命途多舛、小有作为。然而,在与闻的笔下,刘询的历史地位被重新审视了,这本《囚犯到明君(汉宣帝)》客观详细地介绍了刘询的政治功绩,囊括西域、征服匈奴、平破西羌,直至成为汉朝的一位中兴之主。难能可贵的是,《囚犯到明君(汉宣帝)》没有把刘询的治国安邦之策和他的命运分割开来,而是紧紧把握着刘询及其身边人物的命运,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复原。这就使单调枯燥的历史充满了合情合理的传奇性和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