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印迹中，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精选出具有特色的印章作品6000余方，把从先秦到清末，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时间排序、归纳，称之为 唯用篇 。把从明代文彭起，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风格、流派归纳，称之为 唯美篇 一方面可使读者初步领略中国篆刻艺术的风采，另一方面为初学篆刻者在学习中提供实用的参考。
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明末清初，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印章鉴藏家，各自都有集体印谱行世，对印学的提倡与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学山堂印谱》、《赖古堂印谱》、《飞鸿堂印谱》就是其中影响力的三部集体印谱。此书为其中之《赖古堂印谱》。辑者：周亮工，于清 康熙六年（1667年）辑成，共四卷，收录了同时代作品一千余方。
中山王篆书是战国晚期金文中的一株奇葩，自1977年 中山三器 青铜铭文考古成果公诸于世便令世人惊艳、书家喜爱。然而其可辨识单字不足500个，受字例数量稀少的条件限制，数十年来，广大爱好者对中山王篆书的学习和创作举步维艰。有鉴于此，王茁以中山王篆书创作的《千字文节选》在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中获得奖后，便致力于 三器 古文字与书法的创作研究，先后出版了《王茁中山王篆书千字文》、《王茁中山王篆书心经》和《王茁中山王篆书孝经》等国学经典系列，得到了书坛前辈们的肯定和全国各地中山王篆书爱好者的好评并再版加印，还获得中山国文化研究会授予的 中山国文化艺术创新奖 。
《苏州刻书史》通过历时地考述苏州刻书史，呈现出苏州刻书“宋元是初期，明代是高峰，清代成为重镇”这一历史发展面貌与成就。该书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表现出苏州刻书在技术、艺术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写出一部封闭、单一的地方刻书史。该书凸显出苏州刻书业的发达，尤其突出苏州文人、苏州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倡导性作用，并展现出苏州刻书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力。本书主要从宋、元、明、清历代，阐述苏州刻书的状况。同时从官刻、私刻、坊刻、寺刻等各个角度反映以上朝代苏州刻书在全国的地位及至对中国出版业的作用，因此也罗列了明清两代主要刻书机构及刻书主要代表人的简介。
徽州篆刻在明清篆刻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其涉及印学之广、所创风格流派和印人数量之多外，还在篆刻理论、印章鉴藏、印谱出版等方面均有特殊贡献，从明末到近现代，绵延不绝，代有才人。学者董建作为徽州本土的印学研究者，徽州篆刻、徽州印人始终是他主要的研究课题。近十多年来，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有份量、有新意的研究徽州印学的论文。本次出版的《徽州印学论文从稿》是董建将历年所撰徽州印学文稿重新修订的论文集，以期弥补学术空白，满足印史研究者的需要。
《印学研究（第14辑 明清印学交流研究专辑）》是以印学史研究、玺印、封泥、陶文研究，印人、印谱、印论研究、篆刻艺术创作等等为研究对象的新成果，旨在推动印学学科建设，促进印学研究的繁荣。
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印迹中，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精选出具有特色的印章作品6000余方，把从先秦到清末，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时间排序、归纳，称之为“唯用篇”。把从明代文彭起，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风格、流派归纳，称之为“唯美篇”一方面可使读者初步领略中国篆刻艺术的风采，另一方面为初学篆刻者在学习中提供实用的参考。
《中国篆刻字典（第三版 套装上下册）》共收入汉字单字3933个，篆字67872个。部首检字表按《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编排，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速地查阅，正文之后又附有简体笔检字表和汉语拼音检字表两种查字法；本字典遵照传统字典的编排习惯，并考虑到历代篆字的字形特点，皆以繁体字为序编排，目录及正文每个字的旁边和下面都附有该字的简化字和异体字，以便读者参考，篆字下面的注解和说明文字皆使用简化字，便于读者阅读；本字典以《说文解字》所收的篆字为首字，主要收录了历代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碑石拓本文字、玺印篆刻文字太砖瓦、镜铭、泉币、度量衡等文字，大致按书体发展演变的历及篆刻作者的年代依次编排。本字典所收历代篆刻字形大致按原大钩摹或剪贴而成，尽量保持字形的原貌。便于应用和携带。
杭州因为历 先有西泠印派的出现和辉煌，继而有西泠印社的成立和 外影响，再有浙江美术学院高等书法篆刻教育的学科 ，确为印学意义上 重要的城市。本书自杭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开篇，分章介绍从先秦到新中国二十世纪末止各朝各时期的杭州印学。在杭州，早期仅有极少陶拍、印章、印迹遗存，宋以降 有了一些印人及事迹，清中期出现篆刻流派，清末萌生印学社团，民国除印社、印人外， 有了较系统的印学研究和印学传承，新中国则不仅在以上几方面 趋发达，在保存金石上也颇有作为。本书对这些内容，都尽可能收集、整理材料，加以罗列或分析、阐述。书末还列出杭州印人名录，多有简介，对重要印人兼作索引。
清代金石之学蔚然成风，山左地区尤炽，古玺印逐渐成为金石收藏的大宗。晚清齐鲁地区的古印收藏家中，以陈介祺、吴式芬两家藏品最称宏富。吴式芬家族所藏玺印，辑为《双虞壶斋印存》。 虽然各种版本《双虞壶斋印存》所录印章数量不同，但总体出入不大，大多在一千枚以上。藏印的来源，绝大部分为吴式芬亲自购藏，也有部分为吴氏后人续购。 本次出版《双虞壶斋印存》，系以嘉树堂陈郁先生所藏早期“篆体不分卷本”（八册》为底本，重新编排，高清影印，可谓仅下真迹一等。
王、韩两先生俱精小学，尤擅篆刻，以之成书，足见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如今为篆刻印者每惑于后起之字，若便从今体，固无不可，然又恐有不谙六书之讥。而得此书，则如马国权先生所言，有“如获津梁”之便。此书文字
《大克鼎小克鼎》一书为“金石名品”丛书之一册，本书展现了西周中期的金文静中有动、大小错落的特点；没有西周早期字形的跌宕起伏，大克鼎中的铭文用笔多用线条取代修饰性的肥笔与波磔，小克鼎中的铭文为典型的西周金文,随势布形,参差错落中不乏典雅稳重之姿。本书于书法而言,是学习金文的优秀范本该书旨在促成人们熟悉金文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以此普及金文。
《大盂鼎》为“金石名品”丛书之一册，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简介、铭文拓片、重要单字放大解析（附单字临写视频）、创作示例（书写创作、篆刻创作）。每部分均为图文结合形式。大盂鼎不仅是公认的西周初期康王时代的典型器，其重要之点还在于该器铭文的史学价值。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对贵族盂的一次册命。腹内铭文19行，291字，铭文字体瑰丽雄齐，用笔方整，行款茂密，布局完满。 《大盂鼎》选用的底本为“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壶中室旧藏，铭文为“初出土拓本”，全形拓略晚于铭文，又吴大澂题名，王同愈长篇作长跋，极是难得，堪称海内外“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本书于书法而言,是学习金文的优秀范本。该书旨在促成人们熟悉金文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以此普及金文。
龟兹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这里曾经是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佛教从印度先传入新疆，形成“西域佛教”后再传入中原。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也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桥梁。龟兹石窟艺术在中亚和中东佛教艺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天很多人知道敦煌石窟，而对于独处更加偏远且保护程度相对低的龟兹石窟则知之甚少。本书旨在向大众介绍这一神秘而美丽的石窟在建筑、雕塑、壁画、人文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并揭示多种文明的碰撞与借鉴。龟兹石窟艺术包括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它是在吸收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并不断创新而发展起来的。龟兹石窟艺术见证了包括龟兹文化的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龟兹石窟艺术主要由三种艺术风格构成，即龟兹风艺术、汉风艺术和
本书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玉海撰写的一部关于传拓艺术、拓片审美理论的金石学论集。该书较为完整地构建出基于文化史和美术学范畴的金石传拓艺术研究理论框架，开辟了传统金石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着带领学科建设的积极意义。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杭州因为历 先有西泠印派的出现和辉煌，继而有西泠印社的成立和 外影响，再有浙江美术学院高等书法篆刻教育的学科 ，确为印学意义上 重要的城市。本书自杭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开篇，分章介绍从先秦到新中国二十世纪末止各朝各时期的杭州印学。在杭州，早期仅有极少陶拍、印章、印迹遗存，宋以降 有了一些印人及事迹，清中期出现篆刻流派，清末萌生印学社团，民国除印社、印人外， 有了较系统的印学研究和印学传承，新中国则不仅在以上几方面 趋发达，在保存金石上也颇有作为。本书对这些内容，都尽可能收集、整理材料，加以罗列或分析、阐述。书末还列出杭州印人名录，多有简介，对重要印人兼作索引。
《北京会馆碑刻文录》一书，是王汝丰先生耗费多年时间，辑录、点校的成果。所录会馆碑刻，以地域相区分者，按省分列，各省以首字笔划为序，依碑文撰写年月（或立碑年月）先后编列。工商行业会馆统一编列，不做细分。另外，还有一些北京会馆的碑记以及相关的记述，散见于清人文集中。作者都是当时旅寓北京的文士名流，又都是参与会馆建置、修葺的亲历亲见者。这些文字记述，除个别已勒石立碑，其馀均未见有碑刻，是会馆碑刻难得的补充，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弥足可贵，特编为《别录》，各篇以撰写年月为序，注明出处，并附以作者简略小传，拾遗补缺，对北京的会馆的研究不无增益。全书校勘谨严、体例完备，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